近万年来，华夏先民以玉为尊，玉之内涵丰富且深远，既包含矿物学之“石之美者”的具象界定，也包含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在无物不琢的匠心独运下，治玉技术的发展史成为了一部充满智慧与创造力的历史。其中，镂雕活环工艺的出现则是治玉史上非常重要的创新，尤其在充满变革与活力的春秋战国时期，匠人们以其非凡的智慧与技艺，铸就了镂雕活环玉器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为明清时期的活环链雕工艺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受限于该工艺玉器实物出土数量，截至2024年10月，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经正式报道的镂雕活环玉器实物仅16件。目前，学术上并未有针对镂雕活环工艺以及与该工艺相关的玉器系统性的梳理。笔者认为，相较于庞大的玉器出土数量而言，镂雕活环玉器出土实物虽稀少，但它们却代表了当时治玉技艺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更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基于此，笔者以镂雕活环玉器为研究对象，寻绎其演变与发展的内在脉络，通过梳理先秦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变迁与造物理念的演进，从更为详尽和全面的视角，丰富和完善中国传统玉雕工艺的发展轨迹。

1.   镂雕活环的工艺原理

镂雕活环工艺简称为“活环工艺”，也称为“掏雕工艺”，集镂空、浮雕、圆雕、掏环等技艺于一体，在玉器制作领域是一项极具难度且繁复的玉雕工艺^[1]。镂雕活环工艺属于减法工艺，是指在一块完整的玉料上进行分件雕琢设计，以“取其材而不离其体”为原则，最大限度并巧妙布局玉料的体积，保证玉料的完整性，如图 1。

图  1  镂雕活环工艺制作模拟图(作者绘制)

Figure  1.  Simulation of openwork carving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picture by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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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雕活环工艺对玉料的要求极高，需要避开杂裂、脏色等部位。在制作前，需要根据玉料的外形、厚度等特征设计串联每节饰件的活环、固定环在玉料的部位、玉料各自能分层展开的节数，以及规划展开后各节的轮廓造型和初步纹饰，然后进行无接口一体剖割雕琢，掏雕各连接环，展开后再进行纹饰规划及雕刻，最后总体抛光成器^[2]。镂雕活环工艺的基础构成单元至少包含两个环状结构。在材料属性和技术条件均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增加环单元的数量来丰富器物结构，利用活环的位移机制，使玉器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变化，从而突破传统玉石材料在形态塑造上的局限，实现材料的高效利用与创新应用。

2.   先秦镂雕活环玉器溯源

2.1   商周时期的镂雕活环玉器

原始先民历经万载筛选确认了玉的社会性和价值性，他们对玉材的采集和加工逐渐演变成为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有计划性的主动行为。在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部分地区已出现玉器的萌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文化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多个区域聚集中心。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前制玉作坊遗址——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晚期制玉作坊遗址，其发掘简报详尽揭示了与制玉工艺紧密相关的丰富遗存。这些遗存包括大量边角玉料、玉器半成品、玉器残件，以及用于加工的重要工具如砺石、磨石、钻具和刻划工具^[3]。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器，如余杭反山15、16号墓的透雕冠状玉梳背，以及余杭瑶山7号墓的玉带钩等，其制作工艺涵盖了钻孔、线切割、镂雕、阴刻及浮雕等多种技术，这些发现无一不表明史前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对复杂的玉器制作工艺。依据《史记·周本纪》中描述商王纣登鹿台自焚的情景“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4]，《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的“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5]以及目前考古发掘的商代玉器实物资料，也证实了当时的匠人们，无论是在玉料选择、器物造型，还是工艺技术等方面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技艺。

根据镂雕活环工艺的技术特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先民们所掌握的治玉技艺应该已经足够支撑他们制作出镂雕活环玉器。而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镂雕活环玉器实物出土于商代墓葬中，且整个商周时期也仅有商代墓葬中出土的3件镂雕活环玉器实物(如图 2，表 1)。这3件玉器的活环雕琢部分主要采用的环状素圈形式，以两环或者三环相连，环面经过抛光处理，未添加任何纹饰(如图 2)，其中殷墟妇好墓的玉链(图 2b)大环短边一侧还存在缺口。尽管此时的匠人们能够制作出具有活环结构的玉器，但从这3件出土玉器的形制来看，针对玉石材料的活环工艺探索仍处于初步阶段。

图  2  商代出土的活环玉器：(a)屈蹲羽人活环玉佩饰，商代，江西省博物馆藏；(b)玉链，商代，中国考古博物馆藏；(c)掏雕玉环链，商代，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Figure  2.  The unearthed openwork jade carvings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in Shang Dynasty: (a)jade pendant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for a squatting feathered figure, Shang Dynasty,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 (b)jade chain, Shang Dynasty, Chinese Archaeological Museum collection; (c)hollowed-out jade chain, Shang Dynasty, Jinsha Site Museum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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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周时期出土的镂雕活环玉器实物

Table  1.  The unearthed openwork jade carvings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资料整理编号	活环器物名称	器物出土遗址	馆藏地址
1	屈蹲羽人活环玉佩饰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	江西省博物馆
2	玉链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	中国考古博物馆
3	掏雕玉环链	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博物馆
注：资料收集截止时间为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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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春秋战国时期的镂雕活环玉器

随着周王室权力式微，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征伐兼并，地域性政治崛起，造就了历史上辉煌而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各大实力强国争夺霸权；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学术流派争芳斗艳；经济上则呈现出了贸易环境欣欣向荣的景象。琢玉业也因此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铁质砣具和砣机的改革，加之琢玉匠人的精湛技艺，造就了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笔者考察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资料及现存海外博物馆中国文物资料显示，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镂雕活环玉器实物共13件。如表 2所示，其中9件实物保存在国内诸博物馆，另外4件实物现存国外博物馆。较商代的素面活环而言，这13件镂雕活环玉器不仅在技艺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水准，而且在造物形式上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性的创新。古代的匠人们并未囿于传统的桎梏，而是独具匠心地将具有装饰性的纹饰与功能性的形制融合于活环结构中，实现装饰性和功能性融会贯通。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镂雕活环玉器根据其造型构成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以玉佩饰为主体，活环组合，具体形式为玉佩饰-连接环-玉佩饰；其二，以实用器物为主体，活环组合兼具装饰和实用作用，具体形式为玉佩/器-玉环佩。

表  2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镂雕活环玉器

Table  2.  The unearthed openwork jade carvings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资料整理编号	活环器物名称	器物出土遗址	馆藏地址
1	合页状玉器	山西省晋国侯马市西高祭祀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	秦式龙纹工字管衔环玉饰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战国墓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3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遗址曾侯乙墓	湖北省博物馆
4	四节龙凤玉佩	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遗址曾侯乙墓	湖北省博物馆
5	朱雀衔环踏虎玉卮	巢湖市北山头1号墓出土	巢湖市博物馆
6	兽首衔璧玉佩	南越王赵眛墓	南越王博物馆
7	玉盒	南越王赵眛墓	南越王博物馆
8	绳纹双连玉环	不详	上海博物馆
9	兽面纹玉铺首	清宫旧藏，出土不详	台北故宫博物院
10	ornament(四连璧)	不详	大英博物馆
11	Hinged Pair of Jade Plaques(一对链接玉佩)	不详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12	Pair of Hinged Jade Disks(一对链接玉璧)	不详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13	两环链玉印	不详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注：资料收集截止时间为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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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遗址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十六节龙凤玉佩(图 3)是具有典型的玉佩饰-链接环-玉佩饰结构的镂雕活环玉器，全器呈长带形，总长48.0 cm，宽8.3 cm，厚0.5 cm，共分16节，可自由卷折，由5块玉料以活环工艺琢制成品后，其中最长的一块镂雕活环玉料尺寸为总长9.5 cm，宽8.0 cm，最厚处3.5 cm，再以3个素面玉椭圆形活环、玉销及铁销相连，展开后呈活环状的长带形，为一条环环相扣的组佩结合体。全器集合了活环、浅浮雕、平雕、阴刻、榫卯等玉雕技艺于一体，器物构思奇巧，设计精巧繁复，不拘纹样程式，琢制玲珑剔透，是战国乃至先秦时期玉器的杰出代表。同墓葬出土的四节龙凤玉佩也属于镂雕活环玉器，由一块玉料设计透雕而成总长9.5 cm，宽7.2 cm，厚处0.4 cm，打开呈一大三小的四环组合，可以灵活折卷^[6]。十六节龙凤玉佩和四节龙凤玉佩两者底部均有与整体纹样无关的穿孔，似乎表明两者在设计制作和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或在工匠原本的设计中另有继续连接的构件。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四连璧(ornament)和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一对链接玉璧(Pair of Hinged Jade Disks)，如图 4。博物馆官方公布的文物出土年代为战国时期。尽管由于历史久远、资料匮乏等原因无法考证其确切来源，但是这两件玉器在其玉料选择、雕刻技法、设计构造以及纹样风格同样与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佩有异曲同工之妙。玉佩/器-玉环佩组合结构的镂雕活环玉器的活环结构与器型结构相融合，具备典型的神性功能及实用功能结构特征。如巢湖市博物馆馆藏的朱雀衔环踏虎玉卮(图 5)，古时卮为一种流质饮具、容器，朱雀衔环踏虎玉卮由一整块原料琢制，上中下设计有“釦”“中环”“三足”，通高13.1 cm、口径7.9 cm、底径7.4 cm、厚0.3 cm、足高1.3 cm。匠人以展翅朱雀为设计核心对称轴，依次在翅与尾间排布勾连云纹，朱雀立足于螭虎背部，对面的环形虎鋬与朱雀遥相呼应^[7]。玉卮上部突出的高浮雕朱雀喙部被处理为构成桥/环形钮衔接扣，附以绞丝纹活环。“凤踏螭虎”的设计灵感源自楚地对凤鸟的崇拜，而绞丝纹活环则蕴含着“瑞兽衔环”“璧佑升天”的神性装饰属性。

图  3  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遗址曾侯乙墓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战国，湖北省博物馆藏

Figure  3.  Sixteen-section dragon and phoenix jade pendant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at the Leigudun archaeological site, Suizhou, Hubei Provinc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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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英博物馆藏四连璧(a)以及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一对链接玉璧(b)，战国

Figure  4.  Ornament collected by British Museum (a) and pair of hinged jade disks collected by Harvard Art Museum of USA (b),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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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朱雀衔环踏虎玉卮，战国末期—西汉早期，巢湖市博物馆藏

Figure  5.  Jade goblet with vermilion bird and tiger, from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collected by Chaohu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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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镂雕活环工艺的造物设计思路

3.1   活环工艺原始审美的发生

“活环”工艺原始审美的发生，需要诉诸原始先民在意识形态中对玉石神圣价值的建构。首先是玉石材料的自然属性被赋予了神话象征观念。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知非常有限，对不可控的大自然顶礼膜拜，屈服于宇宙的各种神奇威力之下。原始先民们能够从普通石质材料中分辨出玉质的特殊性，并以此来打造佩戴在自己身体上的饰物或者祭天礼地的器物，这都是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所独有的意义生产行为^[8]。人类学家坤兹^[9]认为，某些具有美丽外观的石头种类被原始先民的想象力魔法化了，从而承载着超自然的灵力、法力，具有保佑和辟邪的功效。《易· 系辞上》亦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10]正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始先民们认为，天所垂之象, 在地也有与之相对应之物，这些颜色和质感特殊的玉石被誉为天赐之物，成为人类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承载着掌控自然的能力。因此在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将这些形而上的意识观念物化在形而下的玉石上，从而催生了玉石及其制品的原始审美和原始礼制。

其次，活环的形制结构被赋予的符号象征意义。在距今约3万年旧石器时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的先民们已经能够运用钻孔技术穿孔兽牙、石珠、贝壳等材料，利用植物纤维和皮革等软性有机物件将其穿缀组合成串联的造型样式，从而创造出了最早的项饰。从旧石器文化遗存所蕴含的信息中可知，后人眼中史前最早的装饰品更多的可能是先民物质生活和行为模式的投影，或许也可能存在明滋暗长的原始审美意识^[11]。这种意识源于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回应以及对自然形态的直观感知，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根植于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中。而伴随着社会形态与自然现象复杂而原始认知的驱动下，在兼具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状态下，原始巫术意识和原始宗教意识观念逐渐成为主导^[12]。也就在大约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开始，玉器逐渐演变成为意识观念物化后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同时承载了玉器材料和形制的双重象征意义。

活，流声也。《诗经·卫风》中“水流活活”取生生不息之意。环，属璧也，瑞玉之一。郑注《经解》曰：环取其无穷止之意^[13]。“活环”顾名思义为环状之器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如玉璧被创造，就是源于模仿自然天体太阳，类比太阳的东升西落，代表灵魂的永生与永恒^[14]。环是璧的一种，其原始意蕴同样来自生命的永恒和轮回再生。《周易传义·说卦传》中的“乾为天，为圜”之说，同样传达了天道的运行，亦是同圆环般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无尽之意^[15]。环环相连的结构形态在深化原始意蕴的同时也展现了古人对秩序、规律及和谐的深刻洞察。因此无论之于“璧”“环”或者“环状结构”而言，都是属于主观意识观念物化而来的象征符号，是古人用物质形态来表达意识观念的媒介。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商代屈蹲羽人活环玉佩饰(图 2)，它蕴含着该地区鸟图腾的崇拜遗俗，以及古代匠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神话境界、实现通天通神的神话梦想、生死轮回的神话愿景，其真实使用方式虽已无从考证，但其高羽冠顶后设计为三连环的形制结构却也巧妙地契合了生命的再生循环、宇宙的永恒往复的祈愿。

3.2   活环工艺的社会适应性演变

“传统技艺”是集某一特定时代环境与地域特征的社会性表达，通过在对物质和文化的形成中产生影响而外化^[16]。生存环境、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取向等因素影响着传统技艺在社会境遇中的物化结果和价值重生。玉雕技艺作为最古老的传统技艺之一，历经万载传承至今，世代匠人们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精心塑造，每一朝代的玉器都展现了其鲜明的社会风貌。

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封建制度，建立了系统化序列规范，推行礼乐之治。“周礼”制度完备且蔚为大观，礼既兴则礼器作。玉作为周代主流社会主导思想的载体和象征物，广泛地使用于各种礼仪活动^[17]。《周礼》中记载了完备的用玉制度，技艺精湛的匠人，玉料、形制的使用规格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掌控和监督。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西周墓葬大部分集中于列国诸侯、王朝大夫及其家族成员中，尚未发现周天子的墓葬。在这些已发掘的西周墓葬中，虽然不乏大量精美玉器，却未曾发现采用镂雕活环工艺技术的玉器。由于资料匮乏无法臆测在这一时期是否存在镂雕活环工艺，但是在这种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制约下，可以排除低级别墓葬中礼制性玉器的使用存在僭越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镂雕活环工艺极有可能是专属于统治阶层掌握的独特技艺，同时也间接印证了镂雕活环工艺在当时的稀缺性。

历经数百年的沉寂，春秋战国时期的镂雕活环连接技术突然兴盛并达到成熟，呈现出的跨越式的、多样性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广泛且深入的社会变革与文化交融息息相关。通常情况下，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王朝更迭历程中，在每一王朝发端时期，统治者对礼制思想的控制通常都较为严格，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影响。而当王朝统治衰落、礼制控制松弛之时，往往又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纵情声色和奢靡之风盛行的末世气象^[18]。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典型的“礼崩乐坏、僭礼越规”社会现象时期，围绕“神权”和“礼制”而展开的造物设计模式也在“人本”观念觉醒后得到洗礼。一定程度上，这种“洗礼”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一，春秋战国时期七国竞相争霸，各种学派百家林立的现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发展，多元的环境为玉雕技艺的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土壤。伴随着商业和贸易的日益繁荣，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得到极大重视，各诸侯国在玉器雕琢上竞相碾治、精益求精，在权势赋予的重任或自身创作意识的推动下，这个时期的匠人们充分展现了“役物而不役于物”的以主体思维创作的实践智慧，“活环”工艺的跨越就是在古代匠人主观意识下通过审美抉择和创造实践的结果。其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历了巨大变革，代表君权的用玉制度崩坏，玉器的使用摆脱了宗法礼制的束缚，玉器礼器不再按照《周礼》规定加以分配，为玉器的创新性改造带来了极高的自由度^[19]。同时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思想赋予了玉诸多美德，这种思想使得玉被人格化、道德化，佩玉观念走向了社会伦理层面^[20]。《礼记·聘义》中就有提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人们通过佩玉来彰显地位、权势、德行和风雅，对玉的崇尚高度使玉器的装饰性和实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三，礼器在材质、数量、技术、工艺等方面的重新聚集，为战国时期造物设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21]。玉府、典瑞的设置，玉石器的加工场所的较多分布以及玉人这种专门工种遍布宫廷到民间，为玉器的创新制造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玉器也摒弃了数千年来的古拙与庄重，转而以精雕细琢的工艺、活力传神的造型，繁缛华丽的装饰为特点^[22]。

以十六节龙凤玉佩为例(图 3)，全器玲珑剔透、气韵生动，匠人赋予其精湛技艺、灵慧巧思，在迄今为止应用分雕连接、镂雕活环工艺的古玉出土实证中属于旷代绝伦、无一能出其右之作，蕴含着极高的艺术和工艺价值。该玉佩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遗址曾侯乙墓，属于战国早期墓葬。以曾国墓葬群出土的文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可知，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的文化内涵以中原周文化体系为主，后随着周王室权力式微，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征伐兼并，地域性政治崛起，在楚人东进、曾国退居的历史格局下，曾国从汉东大国的地位成为了“世服于楚”的附庸小国，曾国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作为研究该时期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十六节龙凤玉佩承载着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多重文化意义。《国语·楚语》曰：“王孙圉聘於晋，定公餐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韦昭注：“鸣玉，鸣其佩玉以相礼也。”^[23]贾谊《新书·容经》曰：“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鸣玉者，佩玉也，上有双珩，下有双璜，冲牙缩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24]佩玉为礼乐之制，鸣玉为君子之礼，琢玉为匠人之思。十六节龙凤玉佩的造物思路不仅继承了西周时期制礼作乐、典章宗法的秩序与规范，沿袭了西周佩挂成组的玉礼习俗，同时融合了楚文化的神秘与浪漫造物风格，多种物象巧妙地结合于一器之中，庄重又不失灵动，既保持了统一性又展现出了多样性，生动地诠释了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社会礼制变革对玉雕技艺演进和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3.3   活环工艺与其他工艺的互融互鉴

任何技术系统都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都要与外界环境进行一定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25]。传统玉雕工艺作为一种典型的工艺技术，其演变并非呈现单一的、孤立的发展行为，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工艺之间的动态耦合与协同演化行为。

镂雕活环工艺作为玉雕工艺的一种独特表达形式，除了在活环结构上的互融与实践，其造型样式可以在金银器、青铜器等古器物遗存中找到相关的共性特征。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兽首衔璧玉佩、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兽面纹玉铺(图 6a、图 6b)这两件战国晚期活环玉器与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秦雍城遗址出土的金兽首衔玉环以及1966年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出土的青铜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图 6c、图 6d)的造型母体均来源于“兽首衔环”。兽首衔环样式在商代青铜器上已初露端倪，殷墟墓葬中就曾出土多件肩部铸有对称兽首衔环的青铜罍。殷商时期盛行巫术，尊重神灵。青铜器是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重要器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寓意，彼时的兽首衔环与原始社会巫神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环境大动荡，商业迅速崛起，手工业展现出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态势，兽首衔环在材质和功能上均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此时的兽首衔环作为装饰母体应用于各种材质之中，兼具了装饰和实用作用，装饰层面承载着宗教礼法的象征意义，实用层面则作为门(包括住宅大门和墓门)、棺椁、实用器具的功能附件。而玉石以其独特的材料属性与神秘威严的兽首衔环活环造型样式相结合，不仅共同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兽首衔环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象征意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结合也展现出了技艺的多元共融与交互创新。

图  6  活环工艺与其他工艺的互融互鉴：(a)兽首衔璧玉佩，战国晚期，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b)兽面纹玉铺，战国晚期-西汉早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c)金铺首衔玉环，春秋—秦，《中国金银器》图册；(d)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战国，河北博物院藏

Figure  6.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craft of openwork jade carving with movable ring elements and other processes: (a)the animal-head jade pendant,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Nanyue King Museum collection; (b)the jade pavement with animal faces, from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aipei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c)the gold door knocker with jade ring,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Qin Dynasty,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Ware Album; (d)the carved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 bronze door knocker, Warring States Period, Hebei Museum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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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先秦时期的镂雕活环工艺为后世活环链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浩瀚的玉器历史长河中，尽管镂雕活环玉器出土的实物寥若晨星，但它所缔造出的辉煌成就与其所彰显出来的重要价值，已然成为研究传统玉雕工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镂雕活环工艺呈现出的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特定时代环境、地域特征、社会现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塑造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匠人勇于审曲面势、破旧立新的造物智慧，以及对工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玉器作为中华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镂雕活环玉器因其工艺的特殊性，更映射出其所蕴含的政治权力、宗教文化、社会地位、装饰审美等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