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of Amber Heritage and Relate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琥珀是中生代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松柏科植物的树脂，经地质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混合物石化以后形成的有机宝石；琥珀的形成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树脂从柏松树上分泌出来，第二阶段是树脂被深埋，并发生了石化作用，树脂的成分、结构和特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天然树脂化石，也被称为“柯巴树脂”；第三阶段是石化树脂被冲刷、搬运、沉积、挤压和发生成岩作用后，最终形成了时光胶囊——琥珀^[1]。

琥珀是大自然千万年的恩赐，也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在我国近现代的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可见一斑。

1.   琥珀名称的来历

在西方，琥珀的英文为Amber，拉丁文为Ambrum，意思是“精髓”之意，西方的古希腊神话中记载琥珀是由泪珠凝结而成的^[2]，还有说法认为是来自阿拉伯文Anbar，意思是“胶”，因为中东人将埋在地下的阿拉伯胶和琥珀统称为amber。

中国古代对琥珀另有称谓，古时人们认为琥珀是老虎死后埋入地下而成，称之为“虎魄”——谓“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或认为琥珀是老虎流下的眼泪。琥珀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典籍中，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道基》记载：“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地出光珠、琥珀、翡翠、水精、琉璃。”《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也提到：“哀牢出水精、光珠、琥珀、琉璃、翡翠。”

在《山海经·南山经》记载：“丽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其中的“育沛”便是琥珀；经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中的考证，“育沛”即琥珀；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有一段描述：“顿牟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文中提到的“顿牟”也是指琥珀；关于“江珠”这个称谓，有文献记载，见于西汉刘向编纂的用于查询的目录书籍《别录》之中，“江珠”还是一味中药名称，还有一部汉末的通常也被简称为《别录》的著作，即《名医别录》，与公元三世纪西晋张华的著作《博物志》中也称琥珀为“江珠”的提法相吻合；另外，古人视为黑色美玉的“瑿”，或被称为“遗玉”者，《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晚清神话学家袁珂注解：“郭璞云：遗玉，玉石。郝懿行云：吴氏(任臣)云，遗玉即璧玉，琥珀千年为璧……”，因此遗玉也是古人对琥珀的别称；《三国志》裴松之注《魏略·西戎传》，称为“虎珀”，较晚的《隋书》又称“兽魄”，到了宋朝人们给了琥珀更多新的名称，“武魄”、“丹珀”、“虎珀”等，不过，这些名字就容易被理解了，它们与“虎魄”有着一定的关联，并与最终的名称——“琥珀”更为接近了。

关于琥珀之名较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汉武帝的铁军西征吞并夜郎、消灭滇国，最后兵临哀牢国(因盛产大象被称作乘象国)，哀牢国力虽然比较强盛但始终不是汉朝铁骑的对手，于是借机提出和解，并进贡给汉朝大批贡品，其中包括奇珍异兽、珠宝首饰，以及当地所产的琥珀；看到琥珀汉武帝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于是就询问大臣，当时汉朝境内的虎、象比较少，而孟加拉虎当时在西南地区非常多，再加上这批贡品中琥珀雕刻的猛虎形象比较多，有大臣就禀告汉武帝，这乃是乘象国猛虎的魂魄所化之石；果然，比较迷信的汉武帝即可相信了，从此这种东西在中原就被定名为：虎魄，这在当时也标志中国琥珀文化正式开始，并且虎魄这个名字在中国古代一直间续被使用着，直到最终确定为“琥珀”这一美玉之名^[3]。

2.   琥珀在不同时代的特征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世上都记载这着有关琥珀的传说。振翅高飞的雄鸟、跃跃欲试的百兽之王，以及凄美婉转的美人鱼传说，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个运古的时代。在汪洋态肆、极富想象力的中国古典神话中，琥珀是“七彩翳鸟”以及“虎之魂魄”的化身，是祥瑞之物。在浪漫的西方人眼中，琥珀则成为了“人鱼的眼泪”“太阳之石”，是爱情和健康的象征。尽管风格不同，但这些都说明人们对琥珀这种天赐宝物的喜爱。浩瀚宇宙、渺渺星空、混沌苍客，展示出人们关于琥珀的所有美好想象。穿过了记载着在琥珀形成的中生代三叠纪、中生代白要纪、新生代第三矿藏沉淀时期的时空隧道，琥珀见证了地球的变迁。

2.1   早期记载琥珀时代

在中国古代，琥珀的别名有“虎魄”“江珠”“顿牟”等，史籍文献中最常见的是“琥珀”和“虎魄”。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琥珀制品是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蝉纹琥珀吊坠^[4]。殷商、春秋战国时期的琥珀出土数量较少，且以珠饰为主。关于琥珀的文献资料，最早见于《山海经·南山经》^[5]: “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中考证认为, “育沛”即琥珀^[6]。汉代民俗著作《风俗通义》也记载了当时许多风俗和对于鬼神崇拜，其中提到老虎在古人心中是神奇力量的化身，人们对虎有着无可比拟的敬畏：“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而西汉人史游撰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也记载：“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汉代人用一根绳子穿孔挂于臂上，认为可以除凶灾而卫其身，由此看来，琥珀辟邪之说由来已久，但其实是与起名字有着关联^[7]。

汉代东方朔撰写的道教名著《十洲记》记载^[8]：“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后汉书》中即有记载^[9]“永平十二年，哀牢王遣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合为永昌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

在后来《两唐书》《通典》《太平御览》等均有相关文字记载：“大秦与波斯，其地多琥珀，且与安息(即古波斯)互有商贸交流。”大秦是汉代对古罗马及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称谓，且此地并无琥珀蕴藏，应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这些地区的琥珀可能大部分来自北欧波罗的海，经过欧洲古代的“琥珀之路”—Amber route流转到此并最终通过古代“丝绸之路”流通到西亚、中亚乃至东亚各国^[9]。

2.2   贵族专享琥珀时代(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汉代，琥珀原料只能通过贸易或外交等手段从国外进口^[10]。汉代初期尚未打通丝绸之路，琥珀本身在欧洲就被誉为“北方黄金”，价格昂贵，又因千里迢迢通过贸易等方式进入中原的数量相当有限，所以仅供皇家、贵族使用。汉代多地都出土有琥珀制品，多见于诸侯王及其他贵族墓葬，证明琥珀是当时皇家、贵族专享的奢侈品。出土琥珀文物以几何形珠饰为主，动物形佩饰数量增多，出现新品种琥珀指环和琥珀印章，如图 1a—图 1c。汉代最有特色的琥珀制品当属卧兽形琥珀佩，雕刻成卧虎或卧狮形，并常与其他佩饰穿成项链^[11]。汉代流行吉祥文化，文献记载“系臂琅玕虎魄龙”“射魃辟邪除群凶”([汉]史游《急就篇》)，可见琥珀卧兽的主要功能是辟邪趋吉^[12]。江苏扬州出土的一件项链中含琥珀与金饰，金饰表面采用焊珠工艺并镶嵌宝石，金饰工艺源于古代两河流域、欧亚草原以及更远的西方，琥珀与之穿成饰物，可见中西结合的文化特征。汉代文献中关于琥珀的记载较多，主要有两方面特征：琥珀是统治阶级和世家贵族专享的珍宝，如《西京杂记》记载汉宣帝有一面身毒宝镜，用琥珀笥盛放；琥珀具有神秘色彩，如汉武帝宠幸的宫人丽娟将琥珀佩于衣内，发出悦耳的声音，却称自己是骨节自鸣^[13]。

Figure  1.  Unearthed amber: (a)Lion shaped beads unearthed from Han tombs in Tushan, Xuzhou; (b) Hand halberd shaped amber bead decoration; (c) Amber beast shaped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 of Marquis Haihun in Nanchang, 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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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琥珀制品延续了汉代的风格，但出土量相对于汉代有所减少，多为饰品，也出现了实用器具，如《拾遗记》中曰: “或以琥珀为瓶杓”^[16]。出土琥珀文物主要见于江苏地区，以不规则珠饰为主，还有部分人物和动物形饰。北朝出土琥珀情况突出，开辽代琥珀盛行先声。文献记载亦主要有两方面特征: 琥珀是贵族专享物，价值贵重，如后赵武帝石虎以琥珀为瓶杓，南齐潘贵妃的琥珀钏一只价值一百七十万钱; 同时琥珀具药用价值, 《宋书·武帝纪下》记载: “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此外还有文献提到西域向中原入贡琥珀: “渠胥国献琥珀凤凰，高六尺”^[9]。

2.3   民用琥珀时代(隋唐五代—宋代)

唐代诗文提及琥珀的不胜枚举。这些文字多取琥珀之色以比喻美酒，或它物之色，如“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琥珀尊开月映帘，调弦理曲指纤纤”“琥珀杯中物，琼枝席上人”“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等^[17]。但隋唐五代出土琥珀极其稀少，在唐诗中，琥珀常作为酒器出现，表明百姓也能享用和消费。在西安何家村唐代遗址出土的琥珀与珊瑚、辰砂等置于一个盒子里^[18]，推测可能为佛教七宝之物。宋代出土的琥珀和文献记载较少，仅见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琥珀龟钮方章^[19]及河南等地出土的琥珀珠^[20-21]。在大理国时期，云南大理三塔出土了一件琥珀塔。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22]，琥珀开始成为服饰制度的一部分，装饰功能也得到了体现。

2.4   琥珀多元化时代(辽代—明代)

宋朝之后的辽金时期，琥珀收藏和应用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期，是由于当时辽代国力强盛，西方诸国每年都会派使臣进奉各种奇珍异宝，自然包括琥珀^[23]。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记载：“高昌国、龟兹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琥珀、玛瑙器”^[24]。在辽代的陈国公主墓当中，曾发挖出众多琥珀配饰(图 2)。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除了黄金面具外便是公主与驸马身上所佩戴的琥珀璎珞，如图 2c所示，外围是257颗琥珀珠，5件螭龙雕件以及2件瑞兽雕件，并以细金线串制而成，这件出土文物将琥珀的工艺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但所用琥珀数量庞大，其做工更是细致华美。辽代琥珀含有多元文化因素：一是草原文化，琥珀雕为鱼猎题材并设计成适合马背生活使用；二是中原文化，沿袭了唐宋纹饰；三是西方文化，主要休国在璎珞、心形饰等特殊饰品上。辽代琥珀盛行原因主要有三点：交通路线畅通，琥珀原料充足，受佛教影响，琥珀璎珞风行；辽人占据北疆，西域贸易路线较宋人畅通，外来的琥珀成为辽人贵族的专享物，标志契丹族身份，与汉文化对抗，含有浓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特色。

Figure  2.  Amber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Princess Chen of the Liao Dynasty: (a) amber ornaments; (b) amber and pearl earrings; (c) amber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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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昌府琥珀(当时的永昌府包括今天的缅甸北部地区)是当地民间常见的流通物品，明代出土琥珀遗址较少，出土文物有琥珀束发冠、渔翁戏荷琥珀杯等^[26]。文献记载有两方面：其一，琥珀作为服饰制度的一部分，彰显身份地位，如《明史》记载皇帝常服束带用金、琥珀、透犀；其二，明末人们对琥珀产地已有准确认识，方以智《物理小识》中提到: “红如血者，琥珀，出云南省者上(缅甸)；金珀、蜜蜡、水珀则闽、广舶来(波罗的海)”^[27]。

2.5   琥珀鼎盛时代(清代)

清代琥珀文物多为清宫藏品，种类丰富，有首饰、服饰、器皿、文房用具、陈设品等，是琥珀展现实用性、装饰性、符号性的鼎盛时代(图 3)。具体看来，首饰服饰有琥珀朝珠、佩饰、佛窝、斋戒牌等。器皿有鼻烟壶、瓶、盆、合卺杯等；文房用具有笔筒、笔架、笔洗、水丞、镇纸、印章等；陈设品有花插、山子、如意、佛像等。纹饰图案多表达吉祥、如意。清代文献记载了当时人们对不同品种琥珀的认识：琥珀的透明度变化范围较大，如金珀透明度很高，而蜜蜡完全不明^[28]。

Figure  3.  Amber artifacts of Qing Dynasty: (a)Qing Dynasty monkey peach pattern amber pendant; (b) Qing Dynasty amber snuff bottle engraved with poem; (c) Qing Dynasty golden amber thumb ring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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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琥珀传承与创新时代(近现代)

近现代的琥珀雕刻采用琥珀材料，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品，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雕刻师的审美和情感的艺术形式。琥珀雕刻技法既继承了传统工艺，又在发展过程中博采，借鉴融合了中国画和各种民间工艺的雕刻技艺与艺华。我国的琥珀雕刻有悠久的历史，琥珀雕刻技法其众多，有阴雕(图 4a)，阳雕(图 4b)，镂空雕(图 4c)以及圆雕、链雕、透雕、篆刻、钮雕等。

Figure  4.  Amber carving work: (a) Worship of King Wen; (b) Toast to Invite the Moon; (c) Hope Children Have A Bright Future (Collection of Century Amber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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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琥珀在中医药学的传承

早在汉朝之前500余年的战国时期出版的《黄帝内经》之《灵枢·本神》卷内有观点，“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又认为“肺藏气，气舍魄”，精足、气足则魄强而用，精神乃治^[29]。意思就是说：得“虎魄”，就等同于获得好精神，后世诸多医学古籍对此持相同观点。

中国记载琥珀最早的史书是汉代《山海经》之《南山经》卷^[5]，同样是汉代但比其稍晚一些的著作《西京杂记》^[13]，记载过汉成帝后赵飞燕拥有使用琥珀枕(图 5)，为的就是吸收琥珀睡枕散发出来的香气，也可以帮助她安然入睡、养颜修身。《唐书》曾经记载^[30]：“西域康干河松木，人水一二年化为石，正与松、枫诸木沈入土化拍，同一理也。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壮心，明目磨翳，止心痛癲邪，疗蛊毒，破结瘕，治产后血枕痛。”这样看来，在古代琥珀的药用价值是相当高的，不论是治疗身体小疾病，还是安神定魄，都体现出了它在当时的实用价值。

Figure  5.  Imitation of Han Dynasty amber pillow (Collection of Century Amber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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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张华《博物志》^[31]中有两种见解，一是松脂千年入地为茯苓，而后茯苓变为琥珀，另一种认为琥珀可能是燃烧蜂巢而成的。而梁代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说：“琥珀，旧说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32]。同时，琥珀的药用价值在同期也被记载，南朝著名医学家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33]中说：“虎魄，味甘，平，无毒。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生永昌。”由此可以确定，先人们早在1500年前就得到了琥珀的三大功效：定惊安神，活血散瘀，利尿通淋。

南北朝时期的雷顿编写的中药专著—《雷公炮炙论》记载：凡使红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翳珀、琥珀。红松脂如虎珀，只是大脆文横；水珀多无红色，如浅黄，多粗皮；彼石珀如石重，色黄不堪用；花珀文似新马尾松，心文一路赤一路黄；象珀，其内似有物，极为神妙；翳珀为众珀之长，故号曰翳珀；琥珀如血色，安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34]。对于各色琥珀的功效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和划分。

在中国古代众多药学经典著作中(图 6)，几乎都对于琥珀的功效由着明确的记载，其中也包括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琥珀可以宁心神，安五脏、明心绪，定神魄，美容颜。并配有六方药剂，针对相应病症^[35]。

Figure  6.  Qing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Collection of Century Amber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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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琥珀止血生肌的功能，唐代苏颚撰写的《杜阳杂编》，记载了两个故事：唐德宗时，回纥大举进犯，唐德宗亲自率军反击。战事危急下，唐德宗敲碎价值连城的琥珀匣，为战士治刀箭创伤^[36]。类似故事还有在南北朝时期，宋武帝率兵争战时，不小心打碎贵重的琥珀枕，索性取其粉末代替奇缺的金创药，给将士疗伤；东晋王嘉撰写的《拾遗记》中记载，三国东吴王孙权之子孙和(公元223年——252年)，舞水晶如意取悦鄧夫人，误伤其面颊，以白獭髓混琥珀医治，肌愈结有赤痣般的疤痕，倍增妩媚，妾婢群起效法^[16]。

古代西方人认为琥珀具有杀菌消炎、祛除瘟疫的功用，因此贵族多使用琥珀做成滤嘴来过滤细菌；现代医学上则将琥珀酸作为消毒剂使用，疏导止血和消炎；琥珀除了作药物应用之外，历来琥珀和龙涎香一样是极其贵重的香料材料。琥珀是中医药材中的一味十分常见的素材、不可或缺的成份^[37]。如今，以琥珀命名的中成药就有几十种，琥珀作为重要的成分，一直被中国医药学界广泛重视和使用。现在还有多种用琥珀成份制作而成的现代散剂、丸剂、冲剂等，这些中成药，体现出了古人的智慧、琥珀的妙用、现代的科学。

4.   琥珀的考古学研究

琥珀是珍贵的有机宝石，人类使用琥珀的历史悠久，在石器时代早期，波罗的海沿岸居民就发现了琥珀之美。琥珀闪耀的色泽使它被人们视为珍宝，并在主人死后被带进坟墓。最古老的琥珀文物来自公元前11000—前9000年的旧石器时代。德国汉堡附近、波兰弗斯霍瓦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琥珀遗址。中国的琥珀艺术距今至少有三四千年历史，我国目前最早的出土琥珀是新石器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蝉纹琥珀吊坠^[4](图 7)，图案是一个蝉，与我们更常见到的玉蝉工艺类似：正面阴刻蝉背纹，背面阴刻蝉腹纹，上端由凹槽，凹槽内有一圆孔，上下贯通，可惜它是一件不完整的残件。

Figure  7.  Cicada pattern amber pendant of Han Dynasty (Collection of Sanxingdui Museum in Guangha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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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琥珀原来绝大多数来自于波罗的海和缅甸，不同时期两地琥珀所占进口比例和数量有所区别^[26]。据历代古籍记载，中国古代琥珀原料的产地包括：永昌郡、罽宾、安息、波斯、大秦、波罗的海等。古代琥珀重要产地主要集中在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亚洲的缅甸^[15]。琥珀之路是一条古代欧洲的琥珀贸易道路，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类似，因商品贸易而兴起，在古代欧洲贸易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琥珀之路是从欧洲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通往欧洲南部的地中海，联结了欧洲多个重要城市，维持了多个世纪。它像一条纽带，将琥珀之路上沿线城市串联起来，使欧洲大陆从北向南得以贯通，促进了欧洲大陆内部的交流^[38]。同时还向东发展，连接了亚洲的波斯、印度和中国，增加了欧亚商贸的往来。原料从邻国甚至欧洲国家抵达古代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涉及了贸易和交通往来，还关系着贸易的往来还伴随着东西方间文化交流和融合^[39]。

相比于记录详尽、出土数量多、形制多样的古代玉器，琥珀制品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较少。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中，出土琥珀的产地溯源方法主要包括三种，一是通过史料和考古资料记载，对文献中记载的琥珀原料产地和传播路径、出土琥珀墓葬位置、琥珀制品的类型等整理，综合推断某一时期出土琥珀的来源^{[23, 40-43]}；二是通过出土琥珀制品的器型、工艺和纹样来推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艺术追求和文化信仰，进而推断其来源^{[44, 45]}；三是通过对出土琥珀进行仪器检测分析：包括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气相色谱-质谱等，根据出土琥珀测试结果与矿产琥珀进行对比，从而确定琥珀原料来源。国内研究主要采用了应用形态分析、放大观察和红外光谱技术对少量出土琥珀进行材质鉴定和溯源，并对不同朝代琥珀珠饰的年代、材质和产地鉴定进行了初步尝试^[46-47]。国外研究中出土琥珀产地溯源研究的手段相对较多，无损技术常用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有损技术多采用气相色谱-质谱，Teodor等^[48-55]。

5.   结语

虽然历代琥珀制品相对其他材质的文物而言，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相关的研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对古代琥珀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内涵，更多的关注和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有利于将中国古代琥珀史的研究推向深入。随着琥珀与中国文化的不断交融以及琥珀从业者的不断努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琥珀一定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与它千百年前的价值一样，再次成为东西方国家、民间友好交流的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