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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本文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我国2011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将我国非遗分成了6个类别:(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如专项资金支持、制定和颁布相关政策,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仅国家级的法规文件已有16件[3]。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日趋成熟,非遗保护同样面临着问题,如旅游化保护对文化生态造成了负面影响;非遗继承人的平均年龄较大;部分非遗难以同现代日常生活融合而逐渐丧失了实用性等。已有非遗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跨界融合产业化发展,不再局限于非遗本身,而是搭载在各种形式上重新回归现代社会。如景德镇秉承“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整体性保护理念,设立“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4],将原有厂房打造成为各类文化创意园区[5]。
非遗不能脱离了生活的土壤,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需尊重原有文化内涵、遵从现代生存方式,并使其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生存、发展下去,在涉及非遗技艺与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的设计时,往往会出现过度强调手工技艺,而带来的产品风格固化、产品种类难以突破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区分手工艺品与文创产品,并注重设计形式上的突破,积极引进现代当代设计思维,而非遗元素的文创首饰可兼顾非遗推广、文化内涵与设计形式,因此将非遗元素运用在文创首饰设计中是一条可行之路。
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和问题
1.1 非遗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从本质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形成的原生态文化[6],这意味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仅仅保护单一的民俗活动、技法或者手工艺品等,而应当同时关注到非遗背后的“生态原状”,这包括了特点的历史和地域条件、地区人们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特殊的审美倾向与艺术表现形式等等。学者们[7]认为,非遗的保护应当注重“整体性原则”,同时这种保护不应是封闭的保护,而应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保护,但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化,已经对非遗的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使得矛盾出现在现当代社会非遗的发展过程中。
非遗发展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矛盾是传统技法与新技术的矛盾。以云南鹤庆的银器锻制技术为例,当地对于传统手工艺的态度分为了两个派系: 第一派是坚持手工艺,第二派认为应该适当地使用机器辅助制造。然而随着机器化复制生产方式的出现,旅游产品的季度商业化[8],短期的经济效益驱动了当地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开店或者通过机器大批量复制生产。对于云南鹤庆而言,可以先使用机器压制成型,再手工錾刻细节,机器的使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以扬州漆器为例,扬州漆器厂目前仍采用传统的手工制造模式,机器无法达到漆器生产的要求,仅在部分的大件家具打磨时采用机器打磨,而纯手工也成为了漆器价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漆器匠人会尽可能的减少新材料化学漆的使用,虽然化学漆具有颜色艳丽、干燥快等优点,但使用天然漆已成为漆器匠人工匠精神的一部分。对于扬州漆器而言,传统技艺与新技术的矛盾体现在机器无法满足手工技艺的要求、消费者心理对于手工与机器产品的消费矛盾。
笔者认为,全部的否定或者支持机器化复制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在生产过程中的传统手工艺与机器批量化生产的复杂矛盾,一方面是非遗中潜藏着原生态文化是我们无法抛弃的,另一方面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着生产者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其次是传统的表现形式与现代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传统民俗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矛盾。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审美改变、思维也有所改变,将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表达形式进行整合已是不可避免的。非遗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非遗应当是与时俱进的,然而部分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变化,过度的将非遗转化进现代生活方式反而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变味,此时就应重视非遗旅游化与可持续旅游。
1.2 国内非遗文创化的特点与问题
国内文创产业发展时间不长,目前仍在上升期,消费者对于文创产品的需求与要求也越来越高。以非遗为资源进行设计开发的机构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工作室,设计较为灵活,但数量和力量有限。而一些大型文化企业或机构在创意的表现和对非遗的理解上有所局限[9]。
我国非遗种类多、数量多,各地区之间的非遗也难免会有重合的部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文化生态也有所不同,因此相近的非遗之间也存在着反映着民风民俗的不同之处。仅剪纸一项,就可查到包括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中阳剪纸等多达56个项目。然而,在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时,往往出现只看到技法而未重视地区的问题,导致非遗文创设计出现了设计趋同的问题。
除此之外,应重视一个地区的政府与当地非遗从业者集体的重要性,以景德镇为例,整合当地陶瓷文化资源,使大批国内与国际陶瓷艺术家在此聚集,传统与艺术的碰撞使得当地的陶瓷文化交流更具活力、产品更具多样性。例如“躺寅”摆件(图 1)、陶瓷“绿马”(图 2)这样的爆火的官方文创产品,可以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大量青年独立艺术家在文创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具有设计感的陶瓷艺术品成为了景德镇旅游的新名片(图 3)。而例如九段烧、艺林堂等老牌瓷器品牌,又以百年如一的品质强化着消费者对于景德镇陶瓷的信赖。
而在首饰设计领域,目前国内市面上的非遗相关的产品仍较为保守,例如周大福传承系列,仍是以传统的首饰制造技术进行传统的首饰设计。而一些工作室或学生作品虽尝试了跳脱出被列入非遗的传统首饰制造技术,而去关注一些别的非遗领域,但这种尝试就像是“自娱自乐”,社会影响力较小也难以推动非遗本身的发展。
1.3 非遗文创发展过程中矛盾的解决方法
在设计问题上,笔者认为应积极吸引年轻设计师,与设计院校合作,与不同领域的企业进行合作,努力创造“出圈”的文创产品,以文创产品的强大宣传力吸引消费者将目光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
在生产方式问题上,应正视手工艺品与文创产品的区别,手工艺品可以尽可能的保留传统手工技法,而文创产品需要实现大规模生产,机械化生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针对例如大漆等机器难以制作的工艺类非遗项目时,可以考虑以DIY的形式制成体验套装,例如目前市面上就有大漆打磨体验套装、掐丝珐琅画体验套装等。
可持续旅游是指,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增强社会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能力[10]。可持续旅游与非遗保护相辅相成。一方面,游客越来越感兴趣的是与当地真是文化深度关联的独特体验,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有可持续性论述的一部分[11]。另一方面,可持续旅游带来的宣传与经济效益,可对非遗保护与地方发展带来益处。
非遗与旅游业相结合,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在日本,非遗旅游主要有三种形式:典祭活动(展示当地非遗文化重要载体),旅游线路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游览、体验活动镶嵌在旅游线路之中),专属体验形式(专门体验某种非遗技艺)[12]。壮族除了最著名的“三月三”歌节,还有“牛魂节”、“中元节”等许多传统节日,有涉及10个类别70个非遗项目,同时拥有着独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可以开发出一条结合当地传统节日与非遗体验的旅游路线。
2. 非遗相关首饰文创设计作品
部分非遗传承首饰设计师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遗相关的珠宝首饰以全新的、潮流的、不乏民族特色的形象回归了现代生活,以非遗的文化力量滋养了现代社会,表现形式包括制作工艺的改良与设计形式的更新。
在传统工艺改良上,珠宝设计师阿林立志于重新定义点翠工艺,在点翠工艺的基础上设计制作现代羽毛镶嵌首饰(图 4),所使用的羽毛由传统的白胸翡翠羽毛拓展为鹦鹉羽毛、孔雀羽毛等,实现颜色与光泽的渐变。相较传统点翠首饰颜色更加多样、造型更加立体、佩戴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生活。
而在金银细工工艺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设计师巧用工艺,在体量、重量、设计元素、设计形式等多方面都应有所改变。部分早已失传工艺,借助现代科技,进行当代设计已是新的课题。任开老师不仅成功复原了失传的明代“金摺丝工艺”(图 5),并运用这种工艺创作出了“事事如意”系列(图 6)。
品牌与独立设计师也在尝试使用传统珠宝工艺外的其他非遗工艺。巴西珠宝设计师Silvia Furmanovich尝试将传统非遗工艺使用进高级珠宝(图 7),包括日本漆器(Lacquer)、意大利水晶玻璃(Murano)、意大利微型马赛克(Micromosaic)、欧洲细木镶嵌(Marquetry)、乌兹别克斯坦传统挂毯编织工艺等,在她的作品中传统工艺产品为装饰主体,以金属与宝石进行点缀。与之相似的是设计师黄一川的作品,在与祯彩堂合作的系列首饰《远山》(图 8)中,运用了缂丝工艺。将非遗手工艺品看作一幅画运用入首饰作品,被广泛运用在陶瓷、缂丝等工艺相关的首饰作品。
3. 壮族绣球文创产品分析
广西省壮族绣球相关非遗共有两项,都是自治区级名录,分别为百色壮族抛绣球习俗与百色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可以看出壮族绣球文创的重点为当地民俗与制作技艺。
3.1 壮族绣球的特点及文化内涵
壮族绣球(图 9)的传统颜色大多以红色、橙色、黄色为主,刺绣的题材多为花卉果木、祥禽瑞兽与吉祥文字,充分表现了壮族人民的淳朴自然、粗犷豪放的个性特点[13]。绣球的原型是由不同深浅不同颜色布块组成,填充物是栗豆、棉籽、棉花、碎纸、绿豆。绣球成为现代商品后被确定为十二瓣,填充物有所变化,例如中药、樟脑,用得更多的是樟木屑。在产业化过程中,绣球的款式、颜色、图案往往按照订货商要求,如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绣球作为礼品被绣上了东盟十国的国徽和国旗[14]。
壮族绣球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岭外代答》中记载: “上已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紽,男女目成,则女受紽而男婚已定”[15]。这里提到的“飞紽”便是绣球。绣球是壮族爱情的象征,是定情的信物,并逐步被大部分人熟知,在例如《西游记》、《刘三姐》等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抛绣球这一民俗活动。
3.2 绣球纹的发展及元素提取
绣球纹是传统纹样之一,依据历史中曾出现的绣球相关的纹样、文物等,可以提取出绣球的关键性特征,以推动进一步设计。
毬路纹在中国古代建筑、陶瓷、金银器、铜镜、玉器、木器、石雕等众多艺术载体上皆有运用,尤以在纺织服饰品上的运用变化最多,式样最丰富,并先后经历了传入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期(隋唐时期)、流行期(宋辽元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记载了毬路纹的变式(如图 10),《从毬路纹管窥丝绸之路中外纺织服饰文化交流》补充了簇六毬纹的绘制过程。可以看出毬路纹是将圆形以固定顺序重叠,组成的连续纹样。[16]
扬之水先生在《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提到,“把毬路纹中的一份子单独提取出来,再与上下左右略加妆点,便成‘绣球’。”[17]宋人将绣球名作转官毬,在赵文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中,他就曾将转官毬误认作是蹴鞠球。这件江西德安南宋墓出土的银鎏金帔坠(如图 11)上也记录了“转官”二字。这时的转官毬被作为装饰物,泸州博物馆馆藏的宋墓石刻(如图 12)就能看出当时转官毬被系于帐幔下方。从“转官”二字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绣球寄托的是人们加官进爵的愿望。
绣球纹、毬路纹、连钱纹等纹样没有清晰的界限。虽然绣球纹与壮族绣球存在相似之处(图 13),但结构更类似于簇四毬路纹而非壮族绣球,笔者猜测绣球纹实际上是由毬路纹发展而来,古被称为转官毬,因与壮族绣球相似而被渐渐称为绣球。同时,壮族绣球与绣球花、舞狮绣球间是否存在联系,目前仍难以查到相关研究。
4. 首饰作品《绣球》的设计思路与过程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壮族绣球的民俗、工艺特点与结构三个方向进行文创首饰的设计。
随着现代婚姻习俗的改变,绣球正一步步淡化出人们的生活,笔者希望将其重新与现代生活结合、重新赋予绣球新的内涵。因此,笔者做出了以下尝试(如图 14):将绣球的造型与戒指盒结合,绣球是传统的爱情的象征,而由女方抛与心意的男子、双方互知心意而确定关系,这又与求婚这一过程吻合。
从绣球工艺特点出发,笔者发现绣球的纹样非常具有壮族特色,颜色显眼而奔放,绣法细腻而流畅,非常适合作为装饰元素。因此,如图 15在这件绣球刺绣吊坠中,以壮族刺绣作为视觉中心,用镶嵌的方法将绣布绷于金属中央,周围点缀以黑色玛瑙。又如刺绣耳环(图 16),绣球的外观精巧可爱,但珠宝首饰体积较小难以保留刺绣,因此可选取活泼可爱的带有图案的布料,搭配例如淡水珍珠、锆石等材料,设计出富有青春活力的文创珠宝。
除此以外,笔者尝试引入更加当代的设计形式。壮族绣球,是一项传统工艺、手工艺品与传统民俗三者结合的非遗,但是传统制作工艺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为一个手工艺品,绣球和皮影影人类似,具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这也引发了笔者在设计时的进一步思考,在创作这件现当代风格的作品时,如何在保证观者一眼就能认出是绣球的前提下,又与传统的壮族绣球区分?在这个问题下,笔者选择尽可能的抛弃传统壮族绣球的外观,寻求其最核心的造型结构特征。
壮族传统绣球的造型结构特征十分明显,每个绣球由12瓣花瓣缝纫而成,在朝外的一面上绣有吉祥纹样。同时,结合壮族抛绣球的民俗,笔者认为“抛”这个动作囊括了很深的文化内涵,青年男女们通过抛绣球来表达情愫并最终结为夫妻,小小的绣球连接了两个人、两个家庭,就像是壮族儿女们以精湛的刺绣和缝纫技术将一片片花瓣组合为一体,因此笔者希望在设计中保留“缝”这一元素。
无论是宋代转官毬还是壮族绣球,笔者将绣球的核心特点总结为:运用弧形将球体分割并组合成一个具有立体空间感的造型。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了自己对于婚姻关系的思考,创作出了以下设计稿。
如图 17,以右上角的这枚绣球为例,半圆形的镂空罩采用透明树脂材料,底座使用铜镀18k金材质,里面镶嵌有贝壳珠,在透明树脂的边缘与连接处使用线材,创造出“缝”的感觉。
成品如图 18和图 19。通过抛绣球的活动,一枚小小的绣球将一对男女、两个家庭、上下两代人结合起来,然而婚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夫妻二人的相处过程注定有着小摩擦,是一个互相迁就、互相习惯的过程,而缝纫也是将两块本不相关的布料组合成一体。同时,这件作品使用红色的线,这又对应着月老的红线,也是对应着壮族绣球多使用喜庆的色彩。
透明外罩的造型,不仅代表了绣球的造型,结合珍珠可以使人联想到贝壳,人们常说家是温暖的避风港,婚姻往往对女子来说代表了有所依靠,是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相互保护,日常生活中的苦楚被爱包裹,最终化为圆润的珍珠,在执手相伴的余生里熠熠闪光(图 19)。
在设计的过程中,通过重复分割、重组,这件作品的设计实际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将一个绣球或者一个球体不断地分割重组,笔者希望最终的作品尽可能少的出现直线。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扶持与国民文化自信的觉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非遗旅游化已是大势所趋,但过度的商业化同样会给非遗及其所在的文化生态带来难以逆转的伤害。笔者希望提出一条新的路径,以传统文化和设计为核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背后的文化衍生出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发,以文创产品宣传地方非遗与地方文化生态。在这种构想下,非遗的保护与其相关产品的销售将相对而言不再受地域约束,同时非遗也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与现代生活结合。
设计师在进行非遗元素的创新时,除了尊重并充分了解非遗所处的文化生态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也需要考虑的是,要能够创造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存方式,使其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生存、发展下去,而不是只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济、供养才能够存活,因此,所创造的产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对于珠宝首饰领域,一方面受到西方影响,当代首饰更注重的是观念问题,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商业首饰的设计又多偏浮躁与浅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倘若能从中汲取设计灵感,也将会为珠宝首饰设计领域乃至中国的艺术设计领域带来无限的力量。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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