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玉，何为石？这个在普通人看来貌似毫无技术含量的问题，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去理解，其实是个大问题。中国东汉《说文解字》记载“玉，石之美者”，可见，秦汉以前中国先人对玉的理解，若是美石，或可为玉。

石很多，何以为美？不同部族和不同区域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理解；人类历史上，最早发轫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约在3500B.C.-2800B.C.)，以青金石为美；中美洲之玛雅文明(1500B.C.-800A.D.)，以绿玉(绿辉石为主的辉石玉)为美；而东亚则很早就以“闪石玉”为美(透闪石-阳起石类的岩石)。因此，以石之美者来定义玉，其内涵模糊不清。为了进一步有所限定，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归纳，美石之所以为玉，需要有五德“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潔之方也”。然而，无论古今，不管是孔子的十一德，管子的九德，还是许慎的五德之说，对玉的限定都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很难能真正明确约束玉的材质属性。事实上，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既有统一性也有明显的多样性，文明起源于不同的区域，史前不同区域对于“玉”有不同的理解，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十九世纪中期(1863, 1881)，法国学者德穆尔(Alexis Demour)根据对清宫廷玉器及中美洲及欧洲玉器的研究提出，玉(Jade)主要包括了闪石玉(Nephrite)和硬玉(Jadeite)两类，其后学界多数人认同这两种玉就是所谓的“真玉”；然而，世界各国古代使用的玉石材料非常多样，其功能可能与闪石玉和辉石玉是一致的；而世界不同地区对闪石玉和辉石玉的使用则有很大的不同，什么时候开始和是否只有这两种材料才是“真玉”一直存在争议。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可据用“磨”还是“琢”之工艺来区分玉器和玉质石器。但历史长河中，许多不“琢”之石(如绿松石，青金石)，乃至不琢之玉[如欧洲早期的辉石玉(翡翠)]，确实也起到了“玉的角色”，在史前被广泛使用，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演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符号”作用。因此，单纯以工艺而论，似乎也难以真正认识玉与“玉石”之庐山真面目。

虽然可以为多个学科接受的“玉”至今仍然很难定义，但就我国宝石学学科而言，早在二十世纪初，我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在著名的开拓性著作《石雅》中就提出了玉石的狭义和广义说。狭义之玉，和国际上关于玉(Jade)的认知基本一致。玉(Yu)包含硬玉(辉石玉)和闪石玉[过去翻译为软玉，为透闪石和阳起石(矿物学名称已废弃)为主组成的玉]，与之相对的，是除了这两类材料以外的“石”，或者说是广义的宝石的概念。按照这种理解，“玉”其实是宝石的两个特殊的例外；广义说之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有一定“玉质感”的“石之美者”，是指由矿物组成的集合体(对应于地质学的岩石)；凡是有一定玉质感的矿物集合体均可归为玉的属下。实际上，这个概念更符合史前早期我国先人对“玉”的理解。

我国最早的闪石玉使用是在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发现的(大约7000B.C.)。我国文博及考古界不少学者因为闪石玉材料更符合“玉，有五德”的表述，特别是早期遗址很多的“重器”也是由闪石玉制作。例如，红山文化(4000B.C.-3500B.C.)、良渚文化(3300B.C.-2300B.C.)重要遗址、墓地出土“礼器”多为闪石玉，因而倾向认为中国在史前闪石玉可能早就已被先人认定为“真玉”；重要的倡导者闻广先生是地质学出身的玉学研究专家，也是早期中国考古界玉石材料最重要科学测试者，使这一认知受到广泛的关注，并被很多人接受；然而，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龙山时代以前并不突出，其用玉传统更多是以就地取材为主，蛇纹石玉、独山玉等都是当时主要玉材。即使到了距今5000-40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期，我国不同区域古人对玉石材料的使用仍然远较上述两类材料(闪石玉和硬玉)广泛的多，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晚期、以及和“早期中国”关系密切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也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绿松石、蛇纹石质玉甚至伊利石质玉等“美石”材料的使用。

“玉”文化在中国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对于玉的研究，涉及到对古代玉材料、玉文化、玉器功能与形式演变规律的科学提炼和理论升华，目前已提升到建立“玉学”学科的高度。《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玉等邦国”；古代中国的玉，可以为饰、可以事神、可以祭祖、可以为礼、可以明志、可以显贵；玉，可谓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器以载道，“君子比德与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成为象征中国文化普遍的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显然，除了玉的材质外，玉器的器型及工艺特征对于跨文化的交流研究其实极为重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玉器提升到“玉魂国魄”的高度，并明确指出，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国古代玉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张光直先生根据玛雅—史前中国文化在“巫术和萨满文化”上的相似性，很早就曾提出过“中国文明和中美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产物”的认知。李新伟先生(2021，2022)认为，史前西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与长江下游的凌家滩社会选择将巫术和萨满文化宗教化，是史前中国构建“古国”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此后，良渚文化融合了这样的社会发展经验，创立更系统化的萨满式宗教，完成中国早期国家的构建。而这一切和玉器文化(闪石/辉石玉文化)有莫大的关联；红山、凌家滩或者良渚文化，均具有发达的玉器系统而著称，玉器很可能就是萨满神器中的重器所在；显然，“玉”已然是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形成及演化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探索早期资源开发及上层社会交流，早期文明的产生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王巍和赵辉先生认为，“以玉为贵，将玉比德”是中华文明的“十大”特质之一。如何通过对我国独特的玉·石文化的研究，来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联互鉴，探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已成为建立文化自觉须要面对的重大学术问题。

本期专辑《玉·石的跨文化交流：互联、互鉴与融合》共收录17篇文章，可分为先秦时期玉器考古及跨文化交流(共4篇)，秦汉以后古代玉·石跨文化交流(共9篇)和现代玉文化传播相关的探索(共4篇)，其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先生、湖南省博物院的喻燕姣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许晓东先生(及学生)等诸位考古文博界的老师和著名玉学研究者朱勤文教授、曾卫胜先生、著名珠宝美学专家沈理达在本专辑中分享了他们重要的玉·石跨文化交流及玉学研究成果；上海博物馆谷娴子、湖北美术学院蔡青、广东省博物馆吴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江翠、广西桂林理工大学的杨萍、广东文物鉴定站林滔等青年学者为专辑也贡献了他们在玉学跨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使专辑充满了新锐的张性力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杨明星教授、王雅玫教授、张荣红教授、李妍教授和中山大学丘志力教授团队也发表了新的玉学研究成果。

宝石学是研究宝玉石的一门学问，即使Walker(1991)曾提出宝石学的玉学研究问题，但国外的宝石学一般并无专门对玉的分类研究。为了摒弃不同学科对于“玉”和“玉石”字意上的争执，以融合学术界的分歧，深入探索玉、石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内在价值。本期专辑特意以“玉·石”连用的非典型方式，着重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去探索玉·石在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和担当，去探索、思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对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推进作用，以更好地展示中华玉文化的特色及其与世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文化的互联、互鉴与融合，理解玉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为推动玉文化的国际化以及世界性玉·石市场的拓展提供理论参考。

任何探索，均难免筚路蓝缕，玉·石跨文化交流研究当亦难幸免。本专辑从多学科交叉的视野出发，呈现以古代玉·石，特别是先秦及古代“玉”的跨文化交流为主要线索和重心的研究成果，兼顾现代玉学的探索，以求凿壁偷光，囊萤探路。

谨此为序，以示结集之由衷。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宝玉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

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