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作，早期主要用来指具有广东区域特色的清代家具，以区别于苏作、京作家具^[1]。本文所说的广作牙雕，除了包括广州牙雕(狭义)外，还包含了广府人所作的牙雕(广义)；牙雕是指狭义的象牙雕刻及相关的产品及技艺，不包括宝石学广义的海象象牙等材料的产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狭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互动，广义上则可以理解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文化间要素的互动和互鉴，或者渗透^{[2, 3]}。

广作牙雕精雕细镂，玲珑剔透，包括雕刻、编织和镶嵌三大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誉为“象牙仙工”，2006年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三大流派中别具一格。广作牙雕的早期历史可上溯至4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佛山河宕遗址中出土了环状、梳状牙制首饰和薄如蛋壳、喇叭形象牙牙雕饰品，显示其时岭南已有高超的牙雕工艺存在^[4-6]。特别是17-19世纪中期，广作牙雕和中国产的彩瓷、丝绸及墙纸等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扬名西方世界^[7-9]。

前人^{[6, 10-18]}对我国牙雕发展的特点、牙雕产业发展现状、象牙雕刻流程、广东牙雕历史及分类、我国象牙文物加工特点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已多有论述，也有一些国外文献^[19-21]对我国早期象牙使用历史、象牙贸易对人类生态的影响、早期东非象牙贸易等进行过探讨，但关于广作牙雕通过南海通道之“广州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实现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市场拓展的探索则较为少见，本文以此为题，思考探索跨文化交流在17-19世纪中期广作牙雕获得贸易成功的作用及其启示。

1.   广作牙雕：牙材来源

作为最早被人类利用的动物材料之一，象牙在古埃及、中国、日本、缅甸、印度及欧洲许多国家中，都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其中，中国是拥有最为悠久象牙雕刻工艺的国家之一^[22-30]。距今7 000年以前，我国长江流域已确切出现了牙雕艺术，5 000年前，黄河流域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出土了筒、梳、琮、珠、片、管等多个品类的较多的牙雕制品，几件筒状牙雕都是用整段象牙切削雕镂而成，具有特殊宗教含义或身份标志, 显然，牙雕是我国传统工艺重要的组成部分^{[3, 22-23, 31-33]}。到汉代，由于海上贸易频繁, 我国的象牙除本土来源，还有来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的材料；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和金扣牙卮、象牙印章、象牙算筹及牙雕的残件就是例证，汉代的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技精艺美，体现了华夏艺术工匠无穷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成为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23, 32-34]}。可见，中国牙雕艺术源远流长。中国的牙雕工艺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明显分出了广州牙雕(广州牙雕又称“南派牙雕”以广州为生产制作中心)、北京牙雕(北京/北派牙雕，宫廷牙雕)、江南牙雕(上海、苏州/海派牙雕)三个流派^[35-36]。

非洲象和亚洲象是牙雕的2种主要材料来源，我国黄河流域陕西蓝田公主岭、山西襄汾丁村等地存在数十万年前亚洲象的化石，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多件象牙制品。据对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和变迁的有关研究，夏商及更早的时间，亚洲象分布的最北区域达到了我国黄河流域(图 1)。河南古称“豫州”，这一称谓被认为和当地曾经有大象生息以及“商人服象”的历史有关，商代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分别出土了13支和60余支象牙，主体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中也发掘出超过1 000支完整的象牙祭品，这些象牙早期被认为是从东南亚地区引入，后期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来自本地的亚洲象^{[3, 37-41]}。

图  1  古代中国部分地区亚洲象分布示意图(据张洁2014等文献综合整理)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sian elephants in some areas of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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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航线及象牙进口示意图(据文献[16, 20]等多文献整理)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ancient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vory import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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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生态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战国时期，亚洲象生活范围已从西周时期的黄河流域南退至淮河流域。先秦时代开始，我国大象的活动区域不断南移，隋唐至北宋初年，长江流域的亚洲象已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附近；北宋朝时期，由于人口的大幅增加，长江流域生活的亚洲象被人类农业活动进一步侵占了生存空间，加上“猎象”活动盛行，亚洲象活动区域进一步南退到了珠江流域^[36]。

珠江流域曾经长时间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逸周书》王会解篇附“伊尹朝献”文载，汤命伊尹下令“正南瓯、邓、桂国……(等方国)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为献”；西汉宣帝(73BC~49BC在位)时桓宽《盐铁论》记，内地商贾将货物运到岭南交换珠玑、犀角和象牙等珍品；《宋史》载“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23, 41-42]}。可见宋时，南粤大象仍然有相当的数量。本地大象的存在，为其时广作牙雕材料的本地来源提供了保障。

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及人类猎杀活动等的加剧，清晚期亚洲象已逐渐退出珠江流域迁徙至云贵高原。显然，历史时期来源自本地的牙雕原料数量实际是逐渐减少的，但与此同时，广府牙雕行业却从未中断，反而进一步发展，直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可以推测，明清后广作牙雕产业的原料除了本地来源，应该还有大量的外部来源。

外来象牙材料滥觞于秦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开通，象牙“朝贡贸易”为早期提供重要材料，唐宋以降，中原地区本土象牙原料已很少^[43]。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经“南方丝绸之路”印度(天竺)和斯里兰卡(狮子国)等地进入的象牙可能成为唐“岭南道”重要的贸易商品，外来象牙材料占比进一步加大^[44]。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越南辑略》《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等记载，到了清代，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年)期间，中国从南洋暹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通过福建、浙江和广东各大港口进口包括象牙、沉香、速香、铅、锡、琅、玉、棉花、牙鱼、盐、角、燕窝等三十多种商品^[45-46]。清宫馆藏朱批奏折中也记载，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的“采办官物”中有大量的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商品。

唐宋以后，广作牙雕材料通过“广州通海夷道”或“南洋诸蕃水道”或“海上丝绸之路”(简为海上丝路)来源的直接证据来自《宋会要》记述：“(南宋)绍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131年)，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言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所进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在广州市舶库收管。缘前件象牙各系五七十斤以上’，诏：令张书言拣选大象牙一百株，并犀二十五株，起发赴行在，准备解笏造带，宣赐臣僚使用，余依。”。16世纪开始，西方商人在出产象牙的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从事象牙海上贸易。1600年初，葡萄牙人定期从他们在印度西海岸的据点果阿运送象牙到广州港，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参与了这项贸易^[47]。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肯定，唐宋以后广作牙雕的材料来源除了本地象牙，更多是通过南海通道海上丝路的贸易。

2.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作牙雕的兴盛

广东省地处南海之滨，背靠五岭，面向东南亚，恰处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航运的枢纽位置上，临近海域辽阔，海-陆联运的优势明显。因此，广东省各大港口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冲，是自古以来沟通海外的通道和主要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48]。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以番禺、徐闻、合浦、泉州等港口为起点(何处为始发港仍存很大争议)，以南海为通道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辐射东南亚乃至欧洲，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世界性贸易网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着中国东南沿海，经过南海和中南半岛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互动^[49-52]。

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其后，南宋失去对西部及北部区域的控制，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鼎盛^[52]。可见，唐宋以降，北方的牙料多依靠南方地区进贡或从国外进口，象牙及牙雕制品更显珍贵。这时，南海郡番禺(东汉/一说六朝后为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之一，因“蕃汉大商”通舶以至“宝货雄富”，依赖繁荣的对外贸易，从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贸易进口大量象牙原料，象牙雕刻业开始日益兴旺，牙雕制品多样化，笏板、文具、梳具、花瓶和各种玩赏品等，除进贡王室和给达官贵人享用之外，还有一定数量出口^[46]。显然，广作牙雕早期历史可上溯至汉朝，南宋以后，广州的各种工艺美术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象牙产品也更加精致，并加以染色，开始形成广作的地方特色。

《宋史》记载“三佛齐国(译自梵文Sri Vijaya，7-14世纪巽他群岛的小国)蕃商李甫悔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为明清前广作象牙来源提供重要的指示^[51]。

我国清代以来有过两次大规模海禁，第一次为1655年(顺治十二年六月)直至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第二次为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后者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直至签订《南京条约》。海禁并未影响广东的对外贸易，相反，由于存在穿越南海的丝绸之路，广东的外贸反而因为海禁特别是第二次的海禁而获得巨大的发展。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其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成为执行中英贸易与外交的专门机构，期间该公司几乎垄断了欧洲的中国茶叶市场。从1757年开始，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有远离中原的粤海关可以继续进行对外贸易。1757年至1842年，半官半商的广州十三行，发展成可为清政府粤海关管辖下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其时，广州成为当时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中国的沿海口岸，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53]，一时间广州城洋船商贾络绎不绝，广州珠江沿岸一带逐渐形成了象牙原料贸易市场——象牙街，牙雕艺人聚集在此，广作象牙雕刻成行成市，牙雕工艺技术和生产经营规模在清中期达到鼎盛^[45]。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在广州逗留三个月，带走了纯利润高达25%的包括瓷器与茶叶在内的整船中国货物。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同年年底，“实验”号商船从纽约港出发驶向广州。此外，还有著名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先后三次带着满载的茶叶、丝绸、棉织品、瓷器、藤器等价值几百万西班牙银元的货品离开广州。时人赋诗：“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54]。

象牙因其资源稀缺，无法像其他可再生贸易商品一样保持稳定且巨大的进口数量，因此，海关有关象牙进出口的记录没有其他出口品类完善。不过，即使进口象牙的具体数字无从考证，但结合国内象牙资源枯竭和牙雕工艺的发展情况，可以推断，其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进口象牙的认识是合理的。牙雕材料供应充足在一定程度是广作牙雕走向巅峰的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为广作牙雕带来加工原料，同时也为广作牙雕技艺的创新带来了灵感和需求，例如，一直被看作为中国晚期象牙雕刻工艺的代表、广作牙雕最著名的多层镂空象牙“鬼工球”，其早期工艺的出现可能与中亚牙雕车镟工艺的启发有关^{[16, 55]}，显示广作牙雕的发展和早期跨文化交流存在明显的关联。

其时，在清代江南、宫廷、广作牙雕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广作牙雕的出品以象牙球、象牙扇、象牙船(龙舟)、象牙塔、象牙花篮及各类女性饰品为特色，以镂雕、透雕、浮雕、牙条编织和拼接组合等多种技法著称，牙雕造型精细工整、玲珑剔透，工艺精湛繁复，雕刻技法、风格自成一体，独领风骚^{[36, 53, 55-56]}。

收藏、鉴赏中国瓷器一直被西方皇室视为一种高尚的时髦，有些国家还专门为此设置了“中国室”，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凡尔赛宫镜厅来专门收藏中国瓷器，波兰王约翰三世专设中国厅来陈设中国瓷器。同时，丝织品也深入到欧洲贵族的生活中，英国和法国的贵妇人都视中国丝织与刺绣为时尚，喜欢象征着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图案，有些甚至会请中国刺绣工匠订制丝绸名片，以此来效仿中国传统的大家闺秀模样^[57]，而同样受到宫廷贵妇追捧的还有广作外销扇，其时，欧洲宫廷贵妇都竞相以拥有一柄精致华美，充满异国情调的广州外销扇为新时尚^[7]。

因此，广作牙雕的兴盛，和欧洲先后经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风格的流行，且审美逐渐走向华丽精美，色彩明艳的洛可可风格有关。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商品成为持有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为西方人接受和欣赏古代中国以精巧、色彩绚丽为美的工艺文化奠定了基础，包括广府釉上彩瓷(广彩)、广府刺绣(广绣)、广府雕塑(广雕)、外销扇、外销壁纸等在内的广州外销艺术品在欧洲受到了各阶层的热烈追捧。

广作牙雕作为广雕的代表性种类之一，在原料来源、制作工艺、商品价值等方面都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广州外销艺术品。大宗类外销品如广彩和广绣，其原料来源相对易于取得，并且加工技术能够流程化，所以可以做到大批量生产。对于广雕中的木雕、骨雕和外销壁纸来说，即使不能批量化生产，但是同样因为原材料的限制较小，相对价值较低，在市场需求增加时可以保证大量供应，因此也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艺术品类。

扇子的制作注重搭配与拼接，不同于牙雕对原材料整体性的高要求，制作扇子可以将小而精贵的牙雕材料通过艺术性的设计加入其中，起到装饰或点缀的效果。所以尽管外销扇具备材质名贵、工艺奇巧、纹饰华美、色彩绚丽的特点，但仍然可以大批量的制作生产。

相比而言，整件牙雕的制作限制就较多。首先，原材料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象牙的三分之一是长在头骨里面，且象牙和头骨是连接的，成年大象象牙生长达到1米以上约需16-20年。此外，大象活着时没有办法将象牙全部取出，唯一能够活体取得的方式就是猎杀，足见象牙材料的珍稀。其次，原料的珍贵使得牙雕的技法传承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原材料的稀少大大的减少了牙雕匠人试错的机会，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牙雕匠人通常需要长达十余年的学习与磨炼，因此，牙雕匠人的从业人数远不及丝织女工。再次，雕刻是在原料确定的情况下做减法，如果出现差错很可能无法弥补，因此需要长时间、高精度的加工制作，使得高品质牙雕成品的产出难度进一步加大。

尽管在数量上远不及其他外销艺术品类，但是在艺术性、观赏性及文化兼容性上，广作牙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广东作为南海通道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后期福建泉州也是重要港口)，在对外贸易一步步发展扩大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虽然学界无论是对于象牙原料来源还是部分特殊牙雕工艺的起源，都尚无定论，但以南海为起始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广作牙雕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几无疑议。可以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是广东外销工艺品(包括牙雕)在17~19世纪中期风靡欧洲的关键性因素。

3.   广作牙雕，技惊世界

尽管一直以来广作牙雕的出口量远不及一般的茶叶、丝绸、陶瓷、漆器等大宗外销商品，但随着这些商品在西方社会的畅销，极具中国特色的广作牙雕迎合了其时欧洲人追求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审美情趣，激发了西方上流社会对于广作牙雕的浓厚兴趣。1699年，据说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在广州一次性订制了8万件外销扇，这些外销扇(以牙雕扇为高端产品)回到欧洲市场很快就成为时尚商品^[58]。

广作象牙雕刻以多层镂通雕刻和牙丝编缀雕刻工艺闻名于世。乾隆五十八(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秘书巴洛于《旅行在中国》一书中写道：“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就是广州的象牙雕刻”^[59]，其中，最为瞩目的牙雕当推“鬼工球”牙作。

1915年，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广州象牙球雕刻大师翁昭制作了24层的象牙球，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获得一等奖。至今，广州制作牙雕翁氏家族的第五代大师翁祥辉能够在直径18厘米大小的球体中雕刻出里里外外共有57层的鬼工球^[60]。球外层雕刻精致的龙、凤、花、叶, 球内却是薄如蝉翼的网状镂空雕花, 花团锦簇的镂空象牙球，用手指轻轻一拨, 重叠闭合的内层可轻快地向各个方向旋转开来, 广作牙雕运用精妙绝伦的技巧，一步一步将原本简约朴素的象牙球赋予精巧的东方审美装饰，使得内层的镂花与最外层的繁花怒放层层套叠，相得益彰。

在现今欧美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中，象牙球、象牙塔、象牙龙舟、象牙提盒、象牙扇等广作象牙工艺品仍然被视为是十分珍贵的典藏精品(图 3)，是体现中国工艺及审美文化的重要文物^[7]。如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制十三层象牙球，据记载为1790年购入；波兰华沙维拉诺皇家博物馆馆藏的十六层象牙球，入藏时间在1832年以前^[16]；大英博物馆馆也收藏了清代象牙球、染色象牙镂雕盖等。其中被称为“鬼工球”的象牙球，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牙雕精湛技艺的记忆意象。

图  3  广作牙雕代表性牙雕制品，象牙球、象牙塔、象牙龙舟等

a.清，多层镂空象牙球——“鬼工球”；b.清，象牙球局部；c.3层牙雕龙船——晚清内务府大臣给慈禧太后寿辰贡品，故宫博物院藏；d.牙雕盒——故宫博物院藏，文物；e.19世纪象牙透雕天使人物故事文件提篮，广东省博物馆藏；f.清，牙雕群仙祝寿塔——13层六角形宝塔，故宫博物院藏注：除a, b来自文后文献外，其他均来自标注博物馆

Figure  3.  Representative Guangzuo ivory carving products, such as ivory ball, ivory tower, ivory dragon boa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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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鬼工球”最早见于何时并无确考，但根据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珍奇·鬼工球》记载：“尝有象牙圆球儿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数重，皆可转动，故谓之鬼工球(一说鬼功球)，或云宋内院中作者”^{[55, 61]}。可见，这种鬼工球(鬼功球)至迟在宋代就已出现，其时是3层的套球。

根据对明清宫廷牙雕艺术品的研究，清代乾隆时期，象牙球雕刻技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巅峰期，最多时象牙球已雕出了14层。而故宫收藏的一件清代稍晚的牙雕镂空套球，牙球从内至外共16层，层层独立，皆可转动，每层开孔12个，其中内层15层每层作不同图案如双钱纹、菊纹及米字格纹的精细镂雕处理，外层通体浮雕镂刻人物花卉、亭台楼阁等。牙球上部由环链与鱼身龙首勾相连，下部以螺旋口插锁形式坠有和合二仙人物圆雕坠，坠下饰有金线盘长纽结及黄丝穗，整体繁丽华美，可谓是广作牙雕“鬼工球”难得之精品。

广作牙雕的另一个绝技是牙丝编织。象牙席、牙丝团扇以及古朴华美的镂空象牙花篮、灯笼、香囊等象牙编织雕刻制品结构精妙、装饰瑰丽华美, 技艺巧夺天工, 显示出广派象牙雕刻特有的气派和风格。

牙丝编织的核心是象牙劈丝技艺，这项技术目前已失传^[34]；象牙席编织早在汉代就有，明祝京兆在《野记》中记有: “凡象牙齿之中, 悉是逐条纵攒于内, 用法煮软, 牙逐条抽出之, 柔韧如线, 以织为席。”其中的牙丝工艺，是将象牙泡在药水中软化后劈成宽不足一毫米，薄如细篾的牙丝进行编织的工艺。而镂雕工艺，则是将象牙旋削成轻薄牙片，再用钻孔梭锯进行细致锼镂的雕刻技法^[55]。

在17-19世纪中期外销商品中，与牙丝编织及牙雕关联最密切的当属广作外销扇。就形制而言，广作外销扇有骨扇、折扇、平扇、羽扇等四种主要形制^[56]。骨扇是指仅由扇骨构成，用丝带连缀的扇子；折扇是指由扇骨和纸质或丝质扇面构成的扇子；平扇是指扇面保持固定，不能开合折叠的扇子；羽扇是指鸟禽的羽毛制成的扇子。由于扇骨和扇面可以根据不同形制选用不同的材料与工艺，外销扇既有选用木、竹、丝、棉、羽等较易取得的材料进行加工，也有选用象牙、玳瑁、金银累丝等更加名贵的材料来展示东方风情的奢侈。

其中，外销象牙扇，大多是以整片象牙扇骨做扇面的折扇，是骨扇的一类，在外文中称为Brise Fan(普瑞斯扇)，其制作涉及牙雕中透雕、劈丝、剔地浅浮雕、镂通雕、阴刻等技艺的精细结合；在外销的高端象牙扇、折扇产品中，结合牙雕及牙丝工艺制作的广作牙雕扇子可以说是最精巧和富有特色的一类(图 4)。这种外销牙雕扇子产品中，大量使用拉丝底纹，以拉丝制成垂直线条的底纹象牙丝，细如毛发，薄如蝉翼，特别是到了乾隆晚期，拉丝底纹扩展至整个扇面，浅浮雕花叶、人物、亭台楼榭等纹饰，成为清代外销象牙扇的重要特色^{[56, 62]}。

图  4  广作牙雕代表性牙雕扇子及提篮等

a.清，牙丝编织花虫纨扇, 故宫博物院藏品；b.清，牙雕折扇；c.清乾隆，象牙透雕徽章各式图纹扇，广东省博物馆藏文物藏品；d, e.19世纪，透雕人物故事图提篮，广东省博物馆藏品；f.清乾隆，牙雕花卉折叠团扇，广东省博物馆藏品注：图 4b, 4f来自文后文献外，其余来自标注博物馆

Figure  4.  Representative ivory fans and baskets of Guangzuo ivory carv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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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作牙雕：宝玉石的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市场拓展

中国的象牙雕刻技术从考古发现牙雕作品算起，超过7 000年；从周代有文献记载算起，也已流传近3 000年，《诗经·鲁颂·泮水》记载：“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毛诗注疏》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周礼·太宰》记述了周代的传统手工业，象牙为“八材之一”，周朝时期，象笏是贵族的象征，只有诸侯才能持有^[22]，显然牙雕是中国典型的本土文化。但是，17-19世纪被西方世界所推崇的“广作牙雕”很大程度上，和国外其它区域的牙雕很早就存在文化及技艺的交流一样^[27]，则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4.1   “鬼工球”的技艺来源

首先，17-19世纪广作牙雕最为瞩目的“鬼工球”技艺来源目前至少有2种认知值得关注。

其一是认为此类象牙球的技艺很可能与16-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车镟工艺有关，如故宫博物院中馆藏一套多孔套球，共约30余个开孔，孔间饰有藤蔓纹样细线，从内到外共5层。从开孔形式及表面抛光打磨的方式来看，此作品十分接近德累斯顿宫廷的车镟风格。大体看来，这个象牙套球更像是广作象牙球的雏形，孔洞不圆，间距不匀，外层雕刻过于简单。对于该套球何时入宫现无从考证，但显然与广作象牙球有关。另外，在清宫旧藏中可以发现神圣罗马帝国17世纪的车镟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馆藏的一对车镟象牙套盒，以及两岸故宫都有收藏的百层木套杯，这些藏品的存在证明了车镟制品曾经到达中国，再结合车镟象牙球和广作象牙球所具有的相似点，如加工工序相仿、车床设备相似、成品形制相近，更重要的是，象牙球的设计利用了中国传统技艺中不常运用的几何模型计算，据此来推测广作象牙球的形成受到了西洋工艺的启发是合乎情理的。因此，结合世界象牙工艺史的记载，施静菲等学者^[55]认为，广作象牙球的制作工艺有可能受到了16-17世纪来自神圣罗马帝国车镟象牙工艺的影响，是中西方在传统工艺技术交流的成果。

第二种认知是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刘岳^[16]提出的，他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根据伊斯兰地区象牙雕刻发达，约10世纪时其车镟象牙圆器已销往欧洲的记述，认为车镟工艺可能是经由西班牙或意大利传入萨克森地区，进而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象牙球制作。换言之，广作象牙球的技艺来源可能不一定是来自16-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有可能是从其它通道直接传入中国。他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认为象牙球的技艺传播可能和一条直通波斯湾的国际商贸航道——广州通海夷道(图 2)有关。这条水道有2条支路，一条由广州经由越南，渡新加坡海峡，过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尼科巴群岛而至狮子国，再沿印度半岛西岸经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再取陆道至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终点；另有一支由上述路线至印度半岛西岸后渡印度洋至东非南部的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向北经数十个小国可通乌刺国，同前一条路线会合。因此，伊斯兰的象牙工艺与中国早就有所交流也是合乎逻辑的，其前哨站很可能就在广东^[16]。目前，广作象牙球技艺来源及其流变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缺环，学者均不否认，鬼工球的技艺来源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4.2   象牙席与跨文化交流

如果说，广作象牙球的工艺起源和跨文化交流有关的猜测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话，那么同样是广作牙雕代表的象牙席最早可能是直接外来或有外来文化的来源。

明代安南(今越南北部一带)曾进献过象牙席，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野记》中曾根据安南后裔的口述，记录了象牙席的制作过程：“象簟者, 凡象齿之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今横截牙心，有花纹，即是也。”^[15]。

其后，由于象牙席实在太奢侈废料，连雍正都无法忍受。《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四二曾记载雍正谕旨：“谕大学士等，朕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适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肤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则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其体尚小，今制为坐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着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毋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摒弃勿买，则造作之风，自然止息矣。”这段谕旨也显示出牙席工艺和海上丝路可能存在联系，说明清雍正之前象牙席已进入皇室贡品之列，且可以合理推断清中期的象牙席可能同时具有广作出品和海外舶来两种进贡来源。

17-19世纪，华贵大方，纹饰饱满精致的广作牙雕，除了有中西工艺技艺的文化交流外，还是华夏不同区域/类型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结果。例如，牙雕制作呈现出的小、巧、精、奇，且姿态各异的人物、动物形象等其实融会了中国传统的刻竹技法, 乃至在清宫造办处形成了清雅的、重视磨工的刻竹派牙雕, 亦即造办处牙雕。从乾隆朝中期牙雕镂空八边盒中，也可见其借鉴了雕漆工艺中对天地纹饰的处理方法, 镂刻了条纹天地, 浮雕行舟、对弈、访友、垂钓等山水楼阁人物故事图案^[4]。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象牙扇，除了早期可能有外来的劈牙、分丝技术外，在其后期设计制作中，实际上不同外销商品门类，如牙雕与银器、牙雕与漆器之间等，也都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扇子的样式设计既有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也参考了欧洲宫廷的美学需要及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在广作牙雕扇骨及扇面中加入国外大卷叶花卉、西番莲纹、写实花卉，人物中加入天使图案等；同时，外销象牙扇可能还吸取了西洋蕾丝头巾、衣领、袖口等服饰的装饰元素，同样体现了广作牙雕为跨文化交流的产品^{[59, 62-64]}。

4.3   广作牙雕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显然，广作牙雕刻技艺中，除受世界其它文化技艺及消费偏好的影响外，也存在对中国许多古老技艺，例如玉雕、木雕及竹雕等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是跨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季羡林^[65]其他研究者^[66]都强调“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广作牙雕，特别是17-19世纪深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外销牙雕扇艺术品，和其时欧洲喜爱繁复华丽、明艳深邃的社会风尚相得益彰；牙雕来样定制产品，比如信插、折扇、名片盒等，器型纹样往往中西合璧，既有西方喜用的花草纹样，也有西方人喜爱的中国元素，如中国园林、古装仕女人物风景等中国画的纹样，成为17-19世纪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其时世纪物质文化中心欧洲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输出。

历史上，宝玉石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多数具有海-陆互通的特点)进行贸易，打开宝玉石新市场，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案例有很多。例如，青金石贸易形成的“青金石之路”^[67]，根据埃及发现的距今7 500多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发现了公元前31世纪青金石就从中亚通过早期的丝绸之路传到了古埃及、古印度。公元前17世纪，青金石通过贸易开始传入古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青金石成为佛教七宝之一，也说明了佛教中青金石的使用是跨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2, 68]}。类似的，还有“琥珀之路”。“琥珀之路”是公元前2000年开始，地中海商人来到波罗的海地区购买琥珀，形成的从北欧到地中海的琥珀运输贸易通道，开辟了“琥珀之路”。这条商道由水路和陆路连接而成，从欧洲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通往欧洲南部的地中海，经维斯瓦河和第聂伯河运输到意大利、希腊、黑海和埃及，连接了欧洲的多个重要城市^[2]。最近有学者对成都光华村街低阶官员唐墓出土琥珀的测试显示，出土琥珀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是经过琥珀之路到达罗马、波斯、印度等地，在这些古代文化、商业中心发生中转，继而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由滇入蜀或通过“北丝绸之路”到达蜀地，认为有关发现彰显了唐代琥珀制品的盛行及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国际贸易文化的交流盛况^[69]，也显示琥珀之路可能还不仅限于波罗的海和欧洲的交流，其影响可能波及到东亚地区。

广作牙雕等外销商品的风行，使“中国风”设计风格一度对欧洲上层社会的装饰艺术、生活方式、美学思想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中国风”的扇子实际是欧洲制扇艺人为了与来自中国的扇子进行竞争、满足欧洲女性对异国时尚的追求和渴望，模仿东方风物而创作或对中国扇骨进行二次加工而成的折扇^[34]。广作牙雕产品被其时西方上层社会收藏和玩赏，成就了当时世界性的时尚。

广作牙雕呈现了几千年华夏工艺文化的传承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本质是一种东西方技艺融合、同时带有东方审美和西方宫廷艺术模式的文化产品；和塞缪尔·亨廷顿^[70]指出的一样“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表面上，这些外贸商品是一种物质的输出，从深层次看，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59]。这种输出，是借助汉代以来，广州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沿海诸国利用海洋开辟的历史、文化、贸易、宗教与交流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一条以自然与人文相交融、多种区域文化相互沟通的文化通道实现的^[71-73]。

17-19世纪广作牙雕外贸的成功是中西方文明碰撞、包容、互鉴的成果，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这种先接受后内化并形成自己特色的产品输出模式，可看作是当代“设计加工定制”(ODM)工业早期的现实探索，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市场贸易之间的密切关联。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74]。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没有一个民族，是固守单一的观念，封闭国门，走向伟大与繁荣的；也没有一个民族，是毫无主见，纯粹靠拿来主义，便可长治久安的^[75]。17-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牙雕外贸商业的成功充分说明文化商品的贸易不但可以创造利润，同时也促进了技艺的相互学习和时尚理念的传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与国际社会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民族进行互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普世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

牙雕作为有机宝石工艺品之一，和其他宝玉石产品具有相似的商品属性，是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中国珠宝产业可借鉴17-19世纪广作牙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文明互鉴产生的经验成果，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和“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推进^[76-77]，用具有普世审美价值的玉雕产品向世界介绍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的同时，开拓玉雕艺术品新的国际蓝海市场。当然，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与17-19世纪正处于全球化开端的海洋大开发时期已明显不同，要实现玉雕艺术真正的跨文化交流，会面对更大的困难，任重而道远。

5.   结论及展望

(1) 中国牙雕有7 000年以上的历史，广作牙雕至少有4 000年以上的实物发现；广作牙雕象牙材料的来源既有本地来源，也有外来朝贡及贸易的产品。但唐宋以后，广作牙雕的材料更多可能来自于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

(2) 17-19世纪外销的广作牙雕典型器物包括象牙球、象牙塔、象牙龙舟、象牙提盒、象牙花篮、象牙文玩、象牙扇等，尽管在品类、数量上远不及其他外销品，但其材料价值高、技艺难度大，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艺术性、观赏性及文化兼容性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是当时重要的外销外贸商品之一。

(3) 广作牙雕精湛的技艺、式样及装饰纹样既有对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也有对海外技艺的吸收，并受到欧洲17-19世纪时尚消费文化的影响，典型的器物如象牙球、象牙席和象牙扇等。但其技艺经过广府工匠的技术提升和内化，17-19世纪外销的广作牙雕实际上是中国能工巧匠智慧和世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参照海外客户的需要，进行工艺设计融合和定制生产(ODM)是其时广作牙雕打开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

(4) 广式牙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给世界带去中国牙雕精彩的技艺和审美文化的同时，还获得跨文化交流和贸易共赢的成果，以南海为起始水道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实现这种跨文化交流非常关键的要素。

象牙是有机宝石之一，宝玉石产品和牙雕具有相似的商品属性，均为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中国珠宝产业可借鉴广作牙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文明互鉴产生的经验成果，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和“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推进，用具有普世审美价值的玉雕产品向世界介绍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同时实现跨文化交流，开拓宝石和玉雕艺术品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