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O Zhongqi, SHI Xinying, YU Haiyang. The Gemstone Species Referred to "Da-Chin Luminous Bi" in The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Bi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s[J]. Journal of Gems & Gemmology, 2025, 27(3): 104-120. DOI: 10.15964/j.cnki.027jgg.2025.03.011
Citation: GAO Zhongqi, SHI Xinying, YU Haiyang. The Gemstone Species Referred to "Da-Chin Luminous Bi" in The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Bi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s[J]. Journal of Gems & Gemmology, 2025, 27(3): 104-120. DOI: 10.15964/j.cnki.027jgg.2025.03.011

The Gemstone Species Referred to "Da-Chin Luminous Bi" in The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Bi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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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ceived Date: May 09, 2024
  • This paper takes the "Da-Chin Luminous Bi" from the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 Bi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represented by the Egyptian Province as the geographic scope, and the 1st—2nd centuries A.D.as the time scope, through ext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o confirm that 7 groups of gemstones produc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at that time were more common, more frequently used and more popular.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7 groups of gemstones to be the "Da-Chin Luminous Bi", 1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whether the gemstone had inherent names during the Han, Wei, Jin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3 main determination criteria (whether the gemstone has a phosphorescence phenomenon or records and legends of glow in the dark; whether the gemstone has relevant trade record of exporting to the East; whether the gemstone has the gem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suitable to be polished and carved into a "Bi") and 2 additional criteria (whether the gemstone shows a stronger luster than jade and whether it has Egyptian origin)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idot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even that meets all the criteria, which means peridot is the most likely gemstone to be "Da-Chin Luminous Bi". This study takes "Da-Chin Luminous Bi" as an example and provides the gemstone industry with a case study of gemstone trade in the early Silk Roa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neou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 公元5世纪,南朝宋·范晔写下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1],这也是中国二十四史中首部提及“大秦”的史书。“大秦”即罗马帝国,“大秦”之称多出现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典籍之中[1]。《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大秦出产的9种珠宝玉石:“(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2]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人的认知里,这个极西的国家盛产珠宝玉石。《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9类大秦珍宝中,有7类已明确所指物:明月珠指珍珠[3],骇鸡犀即犀牛角[4],珊瑚指现今的珊瑚,虎魄即琥珀[5],琉璃则主要指古代玻璃器,次指古代低温釉陶制品[6],朱丹即朱砂[7],青碧则为一种作染青绿色的矿物[8]。尽管,学界对琅玕是何物尚未有定论,但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将孔雀石古称为“青琅玕”[9-11]。然而,来自大秦的“夜光璧”具体所指何种珠宝玉石尚不明晰,目前也尚未有探析“大秦夜光璧”所指珠宝玉石的系统性研究。

    《后汉书·西域传》也是“大秦夜光璧”这一概念在中国古籍文献中的最早出处[12]。根据已有文献,笔者推测,大秦夜光璧应是一种天然珠宝玉石,而非人工宝石。首先,上述9种大秦珍宝不仅包含大秦夜光璧,还包含琉璃,因此,大秦夜光璧不会是琉璃(玻璃制品和彩釉陶瓷),而当时并未有除琉璃以外的其他所知人造宝石材料[13]。其次,合成宝石和再造宝石都出现于19世纪以后,所以“大秦夜光璧”也不应是这两者[13]。此外,尽管罗马帝国的首饰工匠拥有拼合宝石的技术,例如用松油将三种不同颜色的宝石粘结成体积较大的宝石[13],但这种较容易以肉眼鉴定为廉价宝石的产物不太可能作为9类大秦“奇宝”之首记载于《后汉书》中。因此,“大秦夜光璧”应是一种天然珠宝玉石(后将“天然珠宝玉石”简称为“宝石”)。本文将结合与《后汉书·西域传》中“大秦”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关于宝石的记载,通过大量中西方文献资料分析,探析《后汉书·西域传》中“大秦夜光璧”所指宝石种类。

    有观点认为,《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大秦的种种记载并非当时的中国人亲眼所见,而多是来自传闻[1, 14]。因此,若要探析“大秦夜光璧”所指宝石种类,需先了解大秦相关背景,《后汉书·西域传》中大秦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再确认《后汉书·西域传》中大秦相关记载所指地理范围和时间范围,参考大秦珠宝传入汉朝或为汉朝人听说的大致时间,确认本研究的地理范围与时间范围,再结合中国典籍,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关于宝石的记载,分析后得出结论。

    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汉使甘英被安息人劝阻,未继续前行出使大秦,书中并未记载其他汉使有计划出使或到达大秦[2]。因此,终东汉一朝,未有汉使到达大秦。然而,甘英西使仍有重要意义,他获得了不少关于大秦的新信息[14]

    同时,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确有直接或间接贸易的路径。根据孙毓棠[14-15]的研究,“自大秦至汉有4条路:(1)自大秦出红海跨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北上直到九真、日南或广州;(2)自大秦同样跨印度洋东北行至缅甸,循伊洛瓦底江而上达掸国,由此而东至汉永昌郡;(3)自大秦循“海曲”至波斯湾口的条支、安谷,穿安息沿丝绸之路东达中国;(4)自大秦航海至安条克(Antiloch),再东行经安息亦与丝绸之路连接。大秦与中国海陆直接、间接交往,在汉代亘300余年”,见图 1[15-18]

    Figure  1.  The 4 routes from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Han Empire (Marked on the map in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Textbook-Compulsory History-Outlin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Volume Ⅱ))

    《后汉书·西域传》也有汉朝与大秦直接交往的记载,即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而来[2]。也有说法认为,这是罗马的商人使团[12]。而使团并未带来什么珍宝异物,汉室朝廷怀疑之前听闻的“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都是人们将大秦的传闻夸张所致[2]。这说明,在166年之前,汉朝人对大秦的了解大多来自传闻,而非亲眼所见。然而,汉朝人听说的大秦传闻也不乏事实。例如,《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大秦)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便是史实[2, 19]。同时,汉朝·辛延年《羽林郎》写道[20]:“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大秦珠”即大秦的珠宝,这进一步说明当时已有大秦珠宝传入汉朝。

    综上所述,即使《后汉书·西域传》中关于大秦的记载大多是传闻,也是有途径、有根据的传闻,而贸易就是其中重要的传播途径,会带来关于大秦珠宝的传闻及实物。

    尽管“大秦”是指罗马帝国无疑,但关于“大秦”的地理范围,学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大多认为“大秦”是指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等地,北至托罗斯山脉,东至与安息分界的幼发拉底河[12, 14-15, 21]。同时,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大秦”所指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是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为其中主要代表[14, 21]

    《后汉书·西域传》与三国魏·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分别记载了“大秦”的别称——“犁鞬”和“犁靬”[2, 22]。两者读音相近,加之《后汉书》本就有引用《魏略》中的内容[1],因此,可将两者视作一词。同时,“犁靬”也出现在《汉书·西域传》中[23],该词演变自《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黎轩”[24],而这两者都应指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25]。埃及距离大汉甚远,西汉年间并未有官方所知的汉朝人踏足。这也导致了埃及国于公元前30年(西汉成帝年间)沦为罗马行省时,汉朝并不能快速知情[25]。加之,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中断,待东汉年间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时[19],原本的黎轩国早已不复存在,相反大秦国正当鼎盛[25]。因此,在“黎轩”“犁靬”“犁鞬”皆指埃及的情况下,中国古籍将“犁轩”“犁鞬”视为大秦的别名,可以看出,中国典籍里的“大秦”应主要是指以埃及行省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因此,《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应来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而且罗马埃及行省所产的宝石是“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更高。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2]:“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可见《后汉书·西域传》中针对“大秦”的描述主要是集中在公元1至2世纪。

    通过分析辛延年作《羽林郎》的年代可知大秦珠宝传入汉朝的大致时间,根据清代朱乾《乐府正义》中的推论,这首诗应作于东汉永元年间,即公元89-105年[26]。另外,当代历史学家陈直则根据辛延年的姓名,结合两汉时代背景认为,辛延年为西汉末期人,即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27]。结合以上两种推论,在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初,罗马珠宝就已传入中国汉朝或为汉朝人所听闻,汉朝知识阶层也已对大秦的地理位置及其物产有了一定了解[1]

    综上所述,公元1至2世纪的罗马帝国宝石相关记载对探析“大秦夜光璧”的宝石种类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根据该时间范围内罗马帝国宝石相关记载,确认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出产的宝石。

    公元77年,罗马帝国博物学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后简称“老普林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部百科全书——《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其中的第37卷便记载了当时罗马帝国出产的和所知的宝石[28-29]。尽管不能排除《自然史》可能存在遗漏记载某些宝石的情况,但能从罗马传入汉朝的宝石或为汉朝人所知的罗马宝石应当是有较大产量且相对重要宝石。换言之,若存在未被载入《自然史》的罗马宝石,这些宝石也应该是相对产量较小或在罗马本土就不知名的宝石,这些宝石传入汉朝或被汉朝人所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应可从《自然史》第37卷中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所产宝石中寻得踪迹。

    《自然史》中的宝石产地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和地中海岛屿[28]。其中,根据罗马帝国极盛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的版图(图 2),排除不位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或不属于罗马帝国地域的宝石产地后发现,截至公元1世纪末,产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宝石包括:玛瑙(agate)、紫晶(amethyst)、祖母绿(emerald)、碧石(jasper)、橄榄石(peridot)、plasma(碧石的一种)、烟晶(smoky quartz)、东陵石(aventurine quartz)、红玉髓(carnelian)、孔雀石(malachite)、缟玛瑙(onyx)、欧泊(opal)、缠丝玛瑙(sardonyx)、无色水晶(crystal)、红碧玺(red tourmaline)、石榴石(garnet)、黄晶(citrine)、托帕石(topaz)、蓝铜矿(azurite)、硅孔雀石(chrysocolla)、绿碧石(green jasper)、血滴石(bloodstone)、iris(种类不明确)[28]

    Figure  2.  Map of the Roman Empire at its height (1st century B.C.to 2nd century A.D.)(Map from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World)

    其中,红碧玺、托帕石和具有变彩效应的欧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都是极为罕见的宝石,不具有变彩效应的欧泊、烟晶、东陵石则是当时罕见的宝石[31]。另外,根据《自然史》,iris是一种产于距港口贝烈尼凯(Berenice或Berenike)城约96.56千米的一个红海岛屿的宝石,它与水晶相似,因此有人称它为“水晶的根”[28]。关于iris的身份,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古代雕刻宝石学家Thoresen[31]认为这是虹彩玛瑙(iris agate),但它在当时的运用或流行程度并不明晰;历史学家Burstein[32]则认为iris是钙霞石(cancrinite),与橄榄石伴生于红海扎巴贾德岛(Zabargad Island)。扎巴贾德岛上的橄榄石晶体确与白色至风化的灰色钙霞石伴生[33]。然而,该岛的主要宝石资源还是橄榄石,且钙霞石的摩氏硬度仅5~6,其内部特征过多,不适宜作为珠宝佩戴,因此,无论《自然史》中的iris是虹彩玛瑙还是钙霞石,都不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主流宝石。所以,红碧玺、托帕石、欧泊、烟晶、东陵石、iris不可能作为大秦之宝记入《后汉书》之中。

    因此,余下出产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宝石主要分为以下7类:(1)橄榄石;(2)祖母绿;(3)石榴石;(4)含铜次生矿物(孔雀石、蓝铜矿、硅孔雀石);(5)水晶(无色水晶、紫晶、黄晶);(6)玛瑙和红玉髓(玛瑙、缟玛瑙、缠丝玛瑙、红玉髓);(7)碧石(不同颜色的碧石、plasma、血滴石)。根据现行国家标准GB/T 16553-2017《珠宝玉石鉴定》,同时参考《系统宝石学》《珠宝玉石学》,这7类宝石中,橄榄石、祖母绿、石榴石、水晶、蓝铜矿为狭义天然宝石(以下简称“天然宝石”),玛瑙、红玉髓、碧石、孔雀石、硅孔雀石为天然玉石[9, 34-35]

    在展开探讨上述7类宝石是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之前,由于中国典籍文献例如《史记》等都曾提到中国古代的夜光璧,因此本文将先探讨大秦夜光璧与中国古代夜光璧的关联性。

    《史记》中有多处提到“夜光之璧”[24],人们如今普遍认为它们是指萤石[36-37],但也有一些别的说法,例如玻璃[38-39]。但《后汉书·西域传》中也列举了“琉璃”,所以大秦夜光璧不是玻璃。下文将探讨大秦夜光璧是萤石的可能性。

    首先,《自然史》中并未有罗马帝国萤石矿的相关记载[28-29]。其次,《自然史》提到的、被多位学者认为或指萤石,或指包含萤石在内的宝石矿物——“murrha”/“murrhine”所制的杯、器皿最初是由庞培于公元前62或61年作为米特里达梯战争的战利品带回罗马共和国,它们来源于罗马人并不熟悉的,以安息帝国为代表的东方地区[28-29, 40-41]。因此,推测罗马帝国不出产萤石。

    同时,罗马帝国也不对外出口murrha/murrhine。公元1世纪中叶,一位来自罗马埃及,长期在海上来往于埃及、非洲东部、阿拉伯南部、波斯湾、印度地区之间的贸易商完成的《厄立特里亚海回航记》(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以下简称《回航记》)是目前已知最详细并完整记载公元初期西方海上贸易的文献,其中包括罗马帝国进出口商品的名目[42-43]。《回航记》第7、48、49节分别出现了疑似与《自然史》中murrha/murrhine相同或类似的商品——“μουρρìνη”(murrhine)、“σμùρνα”(myrrh),而这两者都是阿拉伯地区、印度地区港口对外出口、供罗马商人采购的商品,且《回航记》中并无罗马商人售卖以上两者的记录[42, 44]。因此,在罗马帝国既不出产萤石,又不对外出口疑似是萤石制品的情况下,《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是萤石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应该既不是玻璃,也不是萤石,与人们现在认知的《史记》中的“夜光之璧”所指的珠宝玉石种类可能有所出入。

    另一方面,中国汉代典籍文献中也以“夜光”形容玻璃、悬黎、垂棘等珠宝玉石的明亮光泽。例如,扬雄《校猎赋》[23]:“夜光之流离(琉璃)”;班固《西都赋》[2]:“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另外,东汉的高诱曾对西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和氏之璧”注释道“盖纯白夜光”[45]。结合以上说明,中国汉代不仅以“夜光”形容珠宝玉石的明亮光泽,且当时可用“夜光”形容的珠宝玉石应不止一种。同时,笔者查阅了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涉及中国矿物的博物志、地理著作、本草医书和道教经典,包括《山海经》《尚书·禹贡》《范子计然》《神农本草经》《异物志》《周易参同契》《吴普本草》《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上述书中均未将“夜光”“夜光璧”或“夜光之璧”作为一种明确的珠宝玉石矿物资源列举[10, 46-55]。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不止一种珠宝玉石矿物拥有“夜光”的特征。

    中国的“夜光璧”可能不一定是一种特定的珠宝玉石,这与在《后汉书·西域传》的语境中将“夜光璧”作为大秦出产的一种珠宝玉石资源列举,可能有所出入。另外,如前文所述,《后汉书· 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应该既不是萤石,也不是玻璃,与人们现在认知的《史记》中“夜光之璧”所指的珠宝玉石种类也可能有所出入。因此,《后汉书· 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与《史记》中的中国“夜光之璧”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种珠宝玉石。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围绕《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述的“大秦夜光璧”,即一种来自大秦的珠宝玉石展开。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大秦夜光璧”应具备的特征,再以上述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7类宝石为研究对象,逐一分析确认它们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

    若一类宝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固定名称,那么该类宝石不会是“大秦夜光璧”。除此以外,“大秦夜光璧”所指宝石应具备以下3项特征:(1)具有磷光效应或拥有夜晚发光的相关记载、传说;(2)具有出口东方的相关贸易记录;(3)拥有适合被制成“璧”的宝石学特征。以上3项特征作为“大秦夜光璧”的主要判定标准。由于《后汉书》中的“大秦夜光璧”在《魏略》中也被称为“大秦夜光珠”[11, 22],且“大秦”主要指以埃及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因此,宝石若具备以下2项特征将进一步增加其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1)宝石拥有符合“珠”含义的宝石学特征;(2)宝石产自埃及。虽然,这2项是作为附加判定条件,而非主要判定标准,但这2项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夜光璧”的字面意思来看,这是一种可以在夜晚或黑暗中发光的宝石,那么该宝石应具备磷光效应。然而,德国汉学家夏德《大秦国全录》[12]中描述:“在各种记载不时提到的宝石中,夜光璧最能吸引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人相信有这种异物的存在,也许不是由于中国人或在中国或国外见过此物,而是起于相信大秦存在异物的传说”。同时,《后汉书·西域传》中关于大秦的记载大多是有依据的传闻。因此,哪怕一种宝石没有磷光效应,但它曾被罗马世界赋予在夜晚或黑暗中发光的传说,那么它便有较大的可能性是“大秦夜光璧”。

    丝绸之路贸易是罗马宝石传入中国汉朝或为汉朝人听闻、知晓的重要途径。罗马人一直喜爱来自中国的丝绸等商品[19],在公元1世纪早期,这些商品多是通过安息商人的转卖来购买,往往价格极高[56]。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和对东方商品的强烈需求,罗马希望与汉朝建立直接的贸易往来,便积极开拓和发展由西向东的海上丝绸之路[19]

    约公元1世纪,罗马就已注意到印度地区与中国汉朝的贸易往来,所以,罗马帝国以印度为首要目标,从红海地区展开向东方的探索[56]。根据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在埃及成为罗马行省后的几年中,每年从红海海岸米奥斯霍莫斯(Myos Hormos)驶向印度的船只多达120艘[57]。这也就开辟了“大秦至汉”4条线路中第1、2条的西半段——自大秦出红海跨印度洋至印度地区。第1条线路中的东半段,从徐闻、合浦或日南南航,经马六甲海峡,最终达印度地区,是在中国西汉时期就已开辟[14];第2条线路中的东半段,从益州永昌郡西南行,至缅甸北部的掸国,再至印度地区,则是在中国东汉时期开辟[14]。因此,至东汉时期,由大秦经印度至汉朝、而不必经过安息的海路已通,罗马帝国可与汉朝直接通商,罗马的宝石可通过这两条海路传入中国汉朝或为汉朝人听闻和知晓。

    罗马帝国与印度的贸易,包括双方贸易的商品等信息被详实地记录在《回航记》之中,且书中记载的从罗马埃及出红海至印度的线路与“大秦至汉”4条线路中第1、2条的西半段吻合[42],因此,本文主要以《回航记》作为考量宝石是否具有从罗马帝国出口东方相关贸易记录的依据。若一类宝石作为罗马出口东方的商品,被记载于《回航记》中,它就有较大的可能性被传入中国汉朝或为汉朝人听闻和知晓,继而有一定的可能性作为“大秦夜光璧”被记载于《后汉书·西域传》之中。

    《尔雅》记载:“肉倍好谓之璧”[58],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记载: “璧,瑞玉、圜也”[59]。结合来看,“璧”指玉器的形状。其中,《尔雅》说明了“璧”为一种中央有孔(“好”),玉质部分(“肉”)的宽度为孔的直径两倍的器物[60],《说文解字》则说明了璧为圆形。结合古代文物,璧为一种体扁平、外周圆形、中央有一圆孔,且孔径小于肉宽,即“肉倍好”的器物[60]。因此,“大秦夜光璧”需得是一种可被打磨成扁平的圆形、中心可打凿一定大小的圆孔、无过多内部特征、打凿圆孔不易开裂的宝石。

    “大秦夜光璧”也被称为“大秦夜光珠”[11, 22]。因此,可将“珠”的含义作为“大秦夜光璧”的附加判定条件之一。

    “珠”在当时有3种含义。第一,“珠”指珍珠。《史记·龟策传》《说文解字》《淮南子·说山训》均有记载指出“珠”为珍珠,且有两处以“明月”形容“珠”[24, 45, 59]。这说明在古人眼中,珍珠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明亮的光泽。第二,“珠”指一类非“玉”的珠宝玉石。三国魏·张揖《广雅·释地》中的记载表明,当时的人们将珠宝玉石分为“玉”“珠”和“石之次玉”三个类别[61-62]。该书中,“珠”类中可以明确种类的珠宝玉石包括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等属于天然宝石、人造宝石和天然有机宝石而非天然玉石的种类。珊瑚原石虽为蜡状光泽,但其抛光面却可呈玻璃光泽;琥珀原石虽为树脂光泽,但抛光后可呈近玻璃光泽[9, 34]。根据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一批汉魏晋时期的珊瑚珠饰、管饰和坠饰以及广西合浦地区出土的一批呈扣、橄榄、扁圆等形状的汉代琥珀,说明汉代加工珊瑚和琥珀的技艺多样且高超,当时不乏经过刮削、抛光等加工处理的珊瑚和琥珀,它们都可呈现相比玉石的光泽更强的玻璃或近玻璃光泽[63-64]。又根据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的记载[62],张揖将“夜光”归类于“珠”而非“玉”,再次印证了“珠”的特点之一便是它通常拥有相对“玉”较强的光泽。因此,“珠”指一种有别于“玉”的珠宝玉石,且通常呈现较“玉”更强的光泽。第三,根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珠”也指圆珠的形状[2]。由于“璧”指一种特定的形状,如果“大秦夜光璧”和“大秦夜光珠”是指同一种宝石,那么“珠”便也可以指以同一种宝石制成的、有别于“璧”的圆珠形。

    以上3种“珠”的解释中,第一种和第二种都有指光泽较强的宝石的含义。然而,《后汉书·西域传》中已有“明月珠”(珍珠),所以“大秦夜光璧”不是珍珠。同时,《广雅·释地》归在玉类下的“蓝田”就是蓝田玉[62],且《说文解字》中以温润的光泽、内外纹理一致、声音清越舒扬、坚硬细密、色纯而洁净来评价“玉”的品质[59]。结合来看,《广雅· 释地》中的“玉”与今天的天然玉石的特征吻合。因此,若按照上文“珠”的第二种含义,“大秦夜光璧”可能是一种光泽比天然玉石普遍较强的天然宝石或有机宝石。

    然而,“珠”也可能指圆珠形。虽然笔者无法确认“大秦夜光珠”的“珠”应指宝石类别,还是宝石形状,但根据以上记载,笔者认为“珠”指的是非玉石的宝石种类的可能性更大。但是,由于考虑到无法完全排除“珠”为宝石形状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上文总结的7类宝石中无天然有机宝石,因此,笔者将光泽较天然玉石强的天然宝石作为“大秦夜光璧”的附加判定条件之一。

    根据上文,“大秦”指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且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为其中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史记》中的“黎轩”通《汉书》中的“犁靬”,也通《后汉书》中的“犁鞬”,三者皆指原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国。而“犁鞬”“犁靬”都被记载为大秦国的别称,可以看出,中国典籍里的“大秦”应主要指以原埃及国、当时已是罗马埃及行省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那么,产自罗马埃及行省的宝石将比产自罗马东部其它地区的宝石更有可能是“大秦夜光璧”。因此,笔者将宝石是否产自埃及行省也作为“大秦夜光璧”的附加判定条件之一。

    笔者以上文总结的7类宝石为研究对象,以宝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已有固有名称作为初步判定标准,以上述“大秦夜光璧”应具备的3项特征作为主要判定标准,以“大秦夜光璧”是一种光泽较天然玉石强的天然宝石以及其产自埃及作为2项附加判定条件,逐一探析这7类宝石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

    橄榄石是一种拥有玻璃光泽、不具备磷光效应的天然宝石[9]。约公元前1500年,橄榄石被发现于埃及红海扎巴贾德岛,这里也是橄榄石在西方古典时代唯一所知的来源[65-66]。橄榄石深受古埃及人的喜爱,被美誉为“太阳宝石”[67]。公元前30年,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前身)兼并埃及为其行省[14],扎巴贾德岛橄榄石资源的所有国从埃及变为罗马。《自然史》[28-29]记载:“橄榄石是一种因其独特绿色调至今仍受到高度重视的宝石:事实上,当橄榄石首次被发现时,它的受欢迎程度/价格就超越了其它任何一种宝石”。可见,罗马人与埃及人一样,也将橄榄石视为本国出产的重要宝石。同时,橄榄石也拥有前文所述“大秦夜光璧”应具备的3项特征。

    公元前2世纪晚期,古希腊史地学家阿伽撒尔基德斯(Agatharchides)在其《论红海》(On the Erythraean Sea)记述了扎巴贾德岛橄榄石的开采情况[32, 66]。但《论红海》的原书已不复存在,现代所知的《论红海》主要是通过辑佚狄奥多罗斯(Diodorus,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和佛提乌(Photius,公元9世纪)著作中的内容而来[32]。笔者通过比较Burstein[32]整理的3位作者书中关于扎巴贾德岛部分的现代英文翻译发现,虽然三者表述略有不同,但都包含了以下内容:在岩石中发现的橄榄石在白天是看不见的,但当夜幕降临时,宝石在黑暗中闪耀,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它。因此,收集橄榄石的人,会在晚上作好标记;等到了白天,人们再把有标记的岩石都砍下来[32]。可见,在阿伽撒尔基德斯的记述中,橄榄石是一种会在夜晚或黑暗中发光的宝石。

    同时,狄奥多罗斯和斯特拉波对上述内容的引用也进一步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橄榄石会在夜晚或黑暗中发光是当时不少西方学者认可或者相信的说法。尽管站在现代宝石学的角度,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但考虑到2000多年前的宝石商业环境,这种说法的存在确有其合理性。美国地质学家Ball[28]认为,该说法最初可能源于一位埃及宝石商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其售卖的橄榄石的价值;Ball[28]还认为,完成于5世纪的《后汉书》中“在夜间发光的宝石”可能就是橄榄石在夜晚发光相关传说的延续。

    根据《回航记》,从罗马埃及红海港口出口至印度的商品中就有产自扎巴贾德岛的橄榄石[42, 44],且当时罗马埃及只对海外港口出口三类宝石,除橄榄石之外,还有珊瑚和不明种类的宝石[4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橄榄石是唯一确认的,当时从罗马埃及出口到印度地区的非有机宝石。

    其中,《回航记》第39节记载了巴巴里库姆(Barbarikon,又名Babaricum)港口的进出口商品,第49节记载了婆卢羯车(Barygaza)港口的进出口商品,第56节记载了穆齐里斯(Muziris)、奈尔库恩达(Nelkynda)港口的进出口商品[42, 44]。这4个港口(图 3)[68]不仅是印度西海岸的4个最主要港口,在罗马商人在印度地区的贸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还都进口了来自罗马埃及的橄榄石,且均向罗马埃及商船出口了来自中国的纺织品[42, 44]。同时,第39、49、56节也是《回航记》各港口进出口商品清单中仅有的出现橄榄石和中国纺织品的3处[42, 44]。这说明,橄榄石被印度地区广泛需求,而罗马埃及商人将橄榄石出口到印度地区的目的,便是为了将包括橄榄石在内的罗马商品售出,以挣得的货币购买或换取包括中国丝绸在内的东方商品(以物易物也是当时重要的交易方式[42])。再者,“大秦至汉”的第1、2条线路都会经过以上4个印度西海岸的最主要港口。因此,来自罗马埃及的橄榄石有可能经由这两条线路传入中国汉朝或被汉朝人所听闻和知晓。

    Figure  3.  Road map from Roman Red Sea ports to major ports on the west coast of India (Marked on the map by Mikhail Bukharin)

    《自然史》[28]记载:“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用橄榄石为他的妻子阿尔西诺伊制作了一尊4腕尺长的雕像……橄榄石是所有宝石中最大的;在这一点上,它超过了所有其它宝石”。这说明,罗马人认为,相比很多其它宝石,橄榄石的体积较大。尽管不能确认上述如此大尺寸的雕像是否真为橄榄石雕刻而成,但扎巴贾德岛确以出产优质的大颗粒橄榄石而闻名[69]。另外,目前已有不少罗马帝国时期橄榄石浮雕、凹雕、素面被发现(图 4),说明将橄榄石打磨成较扁平的圆形在当时已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同时,橄榄石净度较好,通常不会出现影响宝石整体美观的内部特征,GIA将其定义为Type Ⅱ宝石[70],因此橄榄石中心方便穿凿圆孔,不易开裂。综上所述,来自罗马埃及的橄榄石易被打磨成有一定体积的、较扁平的圆形,宝石中心可凿圆孔,具备可制成“璧”的先天条件。

    Figure  4.  Three biconvex peridots, circa 1st century B.C. to 1st century A.D., produced in ancient Rome

    另外,根据《左传》,在中国春秋时期,“璧”是祭祀山川、河海及神灵的重要礼器,也是中国古代上层阶级身份和地位的物化体现,还被认为可以祛邪免灾保平安[60]。《自然史》中则记载了橄榄石在罗马世界的崇高地位,及其备受王室贵族青睐的事例[28-29]。因此,橄榄石在罗马与“璧”在中国的运用人群一致。另外,古埃及人认为佩戴橄榄石可以辟邪护身[67]。这与中国古代“璧”是趋利避祸、平安吉祥的象征不谋而合。售卖罗马宝石的商人入中国汉朝之后,必定会宣传这些宝石在罗马埃及的相关文化背景,以提升它们在中国的售价,以换取更多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橄榄石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及其象征意义类似中国的“璧”,也许会通过该途径传播出去。

    综上所述,产自罗马埃及的橄榄石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重要宝石,深受罗马人的青睐。它被记载为一种在夜晚发光的宝石,与众多罗马商品曾出口东方印度地区以换取包括中国汉朝丝绸在内的东方商品,它也适合被制成“璧”,具备“大秦夜光璧”应具备的3项特征。同时,橄榄石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及其象征意义类似中国的“璧”,西域商人或会通过宣传,让汉朝人知晓。因此,橄榄石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高。

    祖母绿在被X射线照射后,可见短时间与体色相近的磷光[9]。然而,X射线光源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不存在于公元1-2世纪的世界。因此,祖母绿在当时不具备磷光效应。

    罗马帝国境内唯有埃及行省出产祖母绿[28]。祖母绿和其它一些绿色宝石,例如绿色蓝宝石、硅孔雀石等,被统称为“Smaragdus”,记载于《自然史》之中[28]。《自然史》描述Smaragdus为“……阳光、阴影和烛光都不会改变它们,也不会使它们失去光泽。相反,它们不断地一次次发出自己的一点光线……尽管这些宝石具有深度和厚度,但它们允许我们的视线轻轻地刺穿宝石的最底部,这在水中并不常见”[28]。然而,这只能说明老普林尼认为Smaragdus宝石很有光泽,并未说明该宝石会在夜晚或黑暗的环境中发光。除此以外,文中分述各产区Smaragdus的情况时,也并未有埃及祖母绿夜晚发光或闪亮有光泽的相关描述[28]。另一方面,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也未有Smaragdus在夜间发光的相关记载[71-72]。目前也并未有埃及祖母绿在夜晚发光的其它记载或传说被发现。

    另外,《回航记》中并无任何罗马帝国对东方出口祖母绿的确切记载[42],因此可以推断两种可能性:(1)祖母绿不在罗马帝国对外出口的商品之列;(2)祖母绿作为前文提及的不明种类的宝石被包含记载于《回航记》第10节,然而第10节记载的是位于Mosyllon的一个糟糕港口,该港口出口商品的品质相比一些其它港口的商品品质要差,且并不对外出口罗马人最青睐的汉朝丝绸[42]。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汉朝人都无法通过贸易获得或知晓来自罗马埃及的祖母绿。

    祖母绿为一种玻璃光泽的天然宝石,符合“珠”的含义[9]。然而,祖母绿为GIA定义的Type Ⅲ宝石,即几乎总是包含并展现出肉眼可见的内含物[70],埃及祖母绿更是“浑浊的,充满了破坏性的内含物与瑕疵”[73],这会导致宝石易在打孔过程中开裂。同时,埃及祖母绿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小[73]。埃及祖母绿多内含物、小体积的特征会导致其不易被制成有一定体积的、较扁平的圆形或椭圆形,这可能是埃及祖母绿很少作为希腊-罗马时代宝石浮雕/凹雕材料的原因[73]。因此,埃及祖母绿应也难以被制成“璧”。

    综上所述,尽管祖母绿是一种天然宝石,也在埃及出产,但它不具备“大秦夜光璧”的3项特征,是“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很低。

    石榴石(Garnet)也被译作“柘榴石”,不具备磷光效应[9]。罗马帝国时期的石榴石(柘榴石)主要是指该宝石种类的红色系[31],老普林尼[28]在《自然史》中将红色石榴石为代表的红色宝石统称为“carbunculus”。夏德认为,“夜光璧”可能指红色石榴石,因为它闪光发亮,但无法进一步确认[12]。夏德的观点可能与老普林尼对carbunculus的描述有关。根据《自然史》,carbunculus颜色如火焰,明亮炽热,其中有些品种“无论出现在地面上的哪里,都很容易通过太阳光的反射看到它们”,还有一些品种“在黑暗的房子里,它们看起来是紫色的,而在露天的地方,朝向太阳的光线,它们则会很明亮”[28]。然而,这只能说明该宝石很明亮,并未说明它会在夜晚发光。同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未有carbunculus在夜晚或黑暗中发光的相关记载或传说[71-72]。因此,红色石榴石在是否拥有夜晚发光的相关记载和传说这一点上存疑。《回航记》中并无任何罗马帝国对东方出口红色石榴石的记载[42],如祖母绿一般,也可以推断关于红色石榴石的两种可能性:(1)红色石榴石不在罗马帝国对外出口的商品之列;(2)红色石榴石作为前文提及的不明种类的宝石被记载于《回航记》第10节,然而第10节记载的Mosyllon港口不出口来自中国汉朝的商品[42]。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汉朝人都无法通过贸易获得或知晓来自罗马帝国的红色石榴石。

    红色石榴石也是罗马帝国时期用于宝石雕刻的重要材料之一[31],GIA根据其净度特征定义其为Type Ⅱ宝石[70],这样的宝石方便中心穿凿圆孔,不易开裂。因此,石榴石拥有适合被制成“璧”的宝石学特征。同时,石榴石为呈强玻璃光泽至亚金刚光泽的天然宝石,与“珠”的含义相符[9]

    最后,罗马埃及行省当时出产的宝石包括橄榄石、祖母绿、玛瑙、碧石、紫晶、烟晶,并不出产石榴石[28]。综上所述,石榴石是“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低。

    蓝铜矿、孔雀石、硅孔雀石皆为蓝绿色系含铜次生矿物,共生于铜矿床的氧化带中[9]。蓝铜矿通常呈深蓝、天蓝色,被称为“空青”“石青”[9-10, 74]。孔雀石主要呈深浅不同的绿色,有时也呈蓝绿色,被称为“绿青”“青琅玕”“石绿”[9-10, 74]。硅孔雀石则大多呈绿、蓝绿、淡蓝色[9, 75]。同时,三者都可作为颜料[74-75]。因此,三者无论是颜色,还是用途都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青碧”相符。另外,由于三者共生、相互掺杂,且颜色相似,在先秦两汉时代很难将三者完全区分。例如,陶弘景就指出[74]:“绿青亦出空青中,相挟带。”同时,先秦两汉时期的“青”就指共生的孔雀石和蓝铜矿,以及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74]。再者,硅孔雀石与孔雀石的外观易混淆,且孔雀石集合体中也会有硅孔雀石的环带[9, 75]。因此,三者在先秦两汉时期应被视为一体,统称为“青”。

    同时,指代蓝绿色系含铜次生矿物的“青”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作“碧”。《汉书·地理志》记载:“会无,东山出碧”[23]。“会无”指四川越嶲郡会无县[23],这里有铜矿[10],“碧”即指蓝绿色系含铜次生矿物。同时,章鸿钊[11]也指出:“青碧亦即石青、石绿之属”。因此,无论是“青”“碧”还是“青碧”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指蓝绿色系含铜次生矿物。

    综上所述,蓝铜矿、孔雀石、硅孔雀石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被统称为“青碧”,而不是“大秦夜光璧”。

    水晶的古称包括“水精”和“石英”[11],《后汉书· 西域传》《魏略·西戎传》《广雅·释地》中都有记载[2, 22, 61-62]。《名医别录》还记载[10]:“白石英……大如指,长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其黄端白棱名黄石英,赤端名赤石英,青端名青石英,黑端名黑石英”。这里描述的石英的外形特征与呈多种颜色的特征都与水晶的特征一致。另外,《神农本草经》中也相继记载了“白石英”和“紫石英”[49]。以上种种记载说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不仅将水晶古称为“水精”或“石英”,还已知晓无色水晶、紫晶、黄晶都同属一族矿物。因此,无色水晶、紫晶、黄晶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水精”或“石英”,都不会是“大秦夜光璧”。

    《魏略·西戎传》中列举的大秦出产的珠宝玉石中就包含“玛瑙”[22]。根据魏文帝曹丕《马瑙勒赋序》[22]:“马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因此,玛瑙、缟玛瑙、缠丝玛瑙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玛瑙”或“马瑙”。另外,红玉髓和缠丝玛瑙通常来自同一矿源,两者外观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缠丝玛瑙有白色条带,红玉髓则为无条带的纯红色[9, 76]。中国古人不会按照现代宝石学将缠丝玛瑙和红玉髓明确区分,而是无论是否有条带,均称为“玛瑙”[76]。综上所述,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玛瑙、缟玛瑙、缠丝玛瑙、红玉髓若传入中国汉朝也会被称为“玛瑙”或“马瑙”,而不是“大秦夜光璧”。

    碧石为一类色杂且不透明的隐晶质SiO2集合体[9],也被称为碧玉、青玉[77]。尽管《山海经·北山经》记载[77]:“维龙之山,其上有碧玉”;但是,碧玉、碧石、青玉之名在过去也指代其它蓝绿色系的宝玉石,从而难以确认今天的碧石在公元1至2世纪的名称。因此,将基于上述“大秦夜光璧”的3项主要判定标准和2项附加判定条件,判断碧石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

    第一,碧石不具有磷光效应[35]。同时,碧石在《自然史》中有众多的名称,而这些名称项下的描述中皆无碧石在夜间发光的相关记载[28]。老普林尼甚至评论,在他看来,“Jaspis”(碧石最主要的古名称)的最大缺陷便是其低调的外观和缺乏光泽[28]。同时,再以《自然史》中碧石古名称检索《地理志》发现,《地理志》中并无任何与这些碧石古名称有关的记载[71-72, 78-79]。因此,碧石不符合“大秦夜光璧”应具备的第一项特征。第二,《回航记》中并无任何罗马帝国对东方出口碧石的确切记载[42]。因此,如前文所述的祖母绿、石榴石一般,碧石要么不在罗马帝国对外出口的商品之列,要么作为不用以交换汉朝丝绸的不明宝石出口[42]。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汉朝人都无法获得或知晓来自罗马帝国的碧石。第三,碧石作为隐晶质SiO2集合体的一类[9],拥有被制成“璧”的先天条件。

    另外,尽管罗马帝国埃及行省出产碧石[28],但碧石作为一种色杂而不透明[9]、光泽较弱的天然玉石,与“珠”的含义并不相符。因此,碧石不完全具备“大秦夜光璧”的3项特征,且虽产自埃及,但与“珠”的含义不符,是“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低。

    综上所述,7类宝石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汇总见表 1,橄榄石是其中最有可能是“大秦夜光璧”的宝石。

    Table  1.  Summary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7 kind gemstone categories being " Da-Chin Luminous Bi "
    序号 宝石种类 初步判定标准 主要判定标准 附加判定条件 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
    是否已有固有古名(如果是,则不会是“大秦夜光璧”) 具有磷光效应或拥有夜晚发光的相关记载、传说 具有出口东方的相关贸易记录(主要参考《厄立特里亚海回航记》) 拥有适合被制成“璧”的宝石学特征 是光泽较天然玉石强的天然宝石 产自埃及
    1 橄榄石
    2 祖母绿 × × × 很低
    3 石榴石 存疑 × ×
    4 含铜次生矿物:孔雀石、蓝铜矿、硅孔雀石 不可能
    5 水晶:无色水晶、紫晶、黄晶 不可能
    6 玛瑙和红玉髓:玛瑙、缟玛瑙、缠丝玛瑙、红玉髓 不可能
    7 碧石:不同颜色的碧石、plasma、血滴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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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通过上述大量中西方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橄榄石是最有可能是“大秦夜光璧”的宝石,但在当前我国的考古进程中暂时还未在汉代的出土文物中发现橄榄石的踪迹。在没有实物印证文献所述的情况下,上文所有论述只能证明橄榄石具备是“大秦夜光璧”的所有基本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确认橄榄石就是“大秦夜光璧”,最终的确认还是需要实际出土文物作为最终实证。

    如果说“大秦夜光璧”确实是橄榄石,而目前又确实尚未在考古进程中发现汉代橄榄石的踪迹,那么,笔者认为这一矛盾情况可能由以下3个原因导致。

    第一,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地理阻隔和文化认知差异。首先,罗马帝国是非汉朝日常交往及一般认知范围内的国家,两者之间有约4 828千米的距离,实际行程更远超于此[80],而当时的西域商人只可能从罗马埃及扎巴贾德岛获得橄榄石,历经遥远的路途,若有橄榄石传入汉朝,其数量也应非常有限。其次,在汉朝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下[81],罗马帝国属于认知体系外的陌生国度,加之中国古人们一直推崇“首德次符”的玉文化,即重视玉石的温润质感而非其颜色,彩色宝石与之形成审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古代主流喜爱的宝玉石大类[82],且是到明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大量使用单晶质宝石[83]。因此,罗马橄榄石应难以获得汉朝人的重视。最后,“秦汉时期的考古资料绝大多数是墓葬资料,并且据以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资料也绝大部分来自于墓葬的发掘[84]。”墓葬中的随葬品大多是逝者生前喜爱、常用或其亲友认为逝者会喜爱的物品[85]。橄榄石在汉朝世界观和宝玉石喜好的影响下,应该很难随葬入墓中。因此,经过地理阻隔、文化认知差异与墓葬筛选机制的三重过滤,即使当时有罗马橄榄石传入汉朝,应该也难以随葬入大部分的汉墓之中,今天也就难以被发现了。

    第二,东汉末年至唐王朝建立的约400年里,丝绸之路贸易衰微与停滞[86],中国与罗马帝国联系中断。395年,橄榄石来源地埃及由于罗马帝国东西分治,而归属于东罗马帝国疆域[87]。隋唐时,东罗马帝国被中国称为“拂菻”或“大秦”[86, 88-89]。然而,《隋书·西域传》中并无详述“拂菻”或“大秦”的条目[86]。同时,《旧唐书·西域传》记载[88]:“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旧唐书》说明隋朝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并无官方外交联系,而《隋书》则说明隋朝对东罗马帝国的认知寥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与贸易应也已中断多年,缺乏信息来源。同时,《旧唐书·西域传》记载[88]:“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这说明,643年,中国唐朝与东罗马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另外,唐朝建立于618年,所以中国与东罗马帝国恢复民间交往与贸易应不会早于618年。因此,从东汉末年至唐朝建立的约400年里,即使罗马/东罗马帝国仍有进行对东方的橄榄石贸易,这些橄榄石也很难传入中国。

    第三,东罗马帝国停止开采橄榄石,后又失去了埃及。约6世纪中叶,埃及贝烈尼凯港口被废弃,橄榄石的开采工作不仅随之停滞,埃及对外的海上贸易应也受到了重大影响[90-91]。642年9月,东罗马帝国在与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输掉了埃及[87]。结合以上发现,埃及扎巴贾德岛橄榄石开采的停滞、贝烈尼凯港口被废弃都发生在618年之前,即中国与东罗马帝国恢复民间交往与贸易可能的最早时间之前。同时,在中国唐朝与东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东罗马帝国也已经失去了对埃及及其资源的掌控。因此,即使后来中国唐朝与东罗马帝国恢复了交往与贸易,东罗马帝国也再无法将橄榄石资源输入中国。

    本文通过大量中西方文献资料分析,对《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9类来自“大秦”,即罗马帝国的珍宝,其中的“夜光璧”是一种天然珠宝玉石。

    (2) 本研究的地理范围是以埃及行省为代表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时间范围是公元1-2世纪。

    (3) 产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可能被载入《后汉书·西域传》作为“大秦夜光璧”的宝石主要分为7类:橄榄石;祖母绿;石榴石;含铜次生矿物(孔雀石、蓝铜矿、硅孔雀石);水晶(无色水晶、紫晶、黄晶);玛瑙和红玉髓(玛瑙、缟玛瑙、缠丝玛瑙、红玉髓);碧石(不同颜色的碧石、plasma、血滴石)。

    (4)《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夜光璧”与《史记》中的中国“夜光之璧”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种珠宝玉石。

    (5) 探析罗马帝国东部7类宝石为“大秦夜光璧”的可能性的判定标准分为初步判定标准、主要判定标准和附加判定条件。初步判定标准为宝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已有固有名称。主要判定标准为:宝石具有磷光效应或拥有夜晚发光的相关记载、传说;宝石在《厄立特里亚海回航记》中具有出口东方的相关贸易记录;宝石拥有适合被制成“璧”的宝石学特征,即可被打磨成扁平的圆形,无过多的内部特征,中心方便打凿一定大小的圆孔。附加判定条件为:宝石为光泽较天然玉石强的天然宝石;宝石产自埃及。

    (6) 根据上述判定标准,7类宝石中唯有橄榄石同时符合初步判定标准,3项主要判定标准(橄榄石被记载为一种在夜晚发光的宝石,曾与众多罗马商品出口东方印度地区以换取包括中国汉朝丝绸在内的东方商品,拥有适合被制成“璧”的宝石学特征),以及2项附加判定条件。因此,橄榄石是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所产宝石之中,最有可能是“大秦夜光璧”的宝石。

    (7) 目前暂未发现汉代橄榄石的原因包括: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地理阻隔与文化认知差异,加之汉朝墓葬的筛选,即使有橄榄石传入汉朝,也很有可能不被重视,难以随葬入墓中;东汉末年至唐王朝建立的约400年里,丝路贸易衰微与停滞, 中国与罗马帝国联系中断;早在唐朝之前,埃及橄榄石的开采就陷入停滞,后东罗马帝国又失去了埃及,无法再将橄榄石输入中国。但是,现代考古发现日新月异,未来将在本研究基础上,结合丝绸之路考古实据进一步确认“大秦夜光璧”是否确为橄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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