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ion and Embracement in the Khitan Culture of Liao Dynasty: Symbolism in Metalwork

工艺美术史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发展史，也是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演变史。工艺美术作品是人类文明的高容量载体^[1-2]。金属工艺作为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很好的反映了各文明的生活风俗习惯和人们之间的交流。辽代是我国古代草原文化金属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内蒙古文博及考古研究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象—辽代(公元916年-1125年)文物精品展”近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其中有两类极具异域风格的纹样引人瞩目，一类是源自印度神话的摩竭纹，另一类是源于犹太文化的大卫之星纹(即六芒星)。以辽代契丹人对金属饰品的工艺纹样设计为载体，通过溯源纹样的“变”与“不变”，笔者在文中还原辽代各民族(文明)之间文化流通，展示了契丹族与四类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   辽代契丹族

辽代契丹族在中国古代北方的统治历史长达两百多年，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前人^[3]总结辽代所处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兴安岭西部的草原地貌，广袤的草原是绝佳的畜牧场所，也因此游牧文化成为契丹最主要的习俗文化之一；二是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地区及北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山(林)水(畔)地貌，天然水系的丰沛造就了契丹人成熟的渔猎文化；三是大兴安岭以东，长白山脉以西纵贯南北的平原(包括辽东、辽西丘陵)地貌，拥有良好的农耕条件，是北方地区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4]。前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契丹人独特的游牧和渔猎文化，并由此发展出“四时捺钵”制度，即一年之中随四季变化迁徙营地和游牧射猎^[5]。《辽史拾遗》引《使辽录》中记载：“正月钓(钩)鱼海上，于冰底钓(钩)大鱼。二月、三月放鹘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中原汉人)趋时耕种也”^[3]。而第三种地理环境则提供了良好的农耕环境，而农耕文化的存在则让契丹民族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这些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民族特性，游牧民族的特性使得契丹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新事物；而在平原上生活的契丹人则可以进行稳定的农耕生产。此外，渔猎生产也是他们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之一^[3]，后逐渐演变成物质之外的精神享受。这些都反映在悠久的生活习俗和大量的生活用品之中。

2.   摩竭纹样的起源

“摩竭(Makara)”一词通常会与十二天宫的星座“摩羯(Capricornus)”相混淆。这两个名词的来源与区分，在杨伯达的《摩羯、摩竭辨》一文中有详细说明^[6]。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为神话形象，乃两种或多种动物的组合，且都是随佛教(佛经)传入中国^[7]。不同的是“摩羯”一词源自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其形象是羊首鱼身^[8]。而“摩竭(摩伽罗)”一词源自印度神话，是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头为鳄鱼或大象，身体为鱼、蛇或其他爬行动物，有四肢为象腿或鳄鱼爪^[9]。摩竭纹最早出现于印度北部洛马斯里希洞穴巴拉巴佛窟(公元前350年，见图 1)的石门(图 2)上，其上雕刻着与大象相似的纹样(图 3)。之后, “摩竭”还演化出四种类型^[9]。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摩竭纹是鳄鱼头和卷曲躯干的形象^[9]。公元2世纪则出现了鳄爪、象首鱼身的摩竭纹^[9](图 4)。公元400至500年间，摩竭纹演变成有卷曲鼻子的象首，且前肢消失的形象^[10]。公元800至900年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塞武寺发现的一尊摩竭头部雕像，其头部张开大嘴并盘曲象鼻(图 5)。公元10世纪摩竭纹虽然已成象首象身，但仍然保留着“水中神兽”的含义^[9]，直到近代(公元16世纪-18世纪)乃至现代。摩竭纹在印度本土不断演化的同时通过佛教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Figure  1.  General view of cave temples in the Barabar Hills, Gaya, Bihar, India(350 B.C.), painted by Colin Mackenzie(181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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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facade of Lomas Rishi cave, Barabar Hill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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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 closer view of the Makara on the left of the lintel,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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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Makara with fish tail first appeared in 2 century A.D., currently preserved in Mathura, Government Museum,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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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is Makara head with the trunk of an elephant and a lion seated in its wide-open mouth, now restored in Rijks Museum,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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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竭纹在中国的演化

据研究，早期摩竭概念大多是随佛经译本传入古中国，且不晚于三国时期(220年-280年)。吴地康居国僧人康僧会译《弥兰经》云：“海有神鱼，其名摩竭，触败其船，众皆丧身，弥兰骑板，仅而获免”^[13]。还有佛经描述其形状为“长鼻上卷，鼻下两卷须，口大张，獠牙外露，长舌，眼圆睁，眼厚，螺旋羊角绕一小牛耳，头顶至颈整粗状鬃毛，鱼身鱼尾。”^[14]而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山海经-西山经》中有记载类似的神话形象：“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文中说文鳐鱼形状像鲤鱼，鱼的身体有鸟的翅膀，伴有蓝色的花纹，苍(蓝、青、灰白或黑^[15])色的头, 红色的嘴。从描述来看, 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这或许是摩竭纹在古中国能被广泛接受并不断演变的契机之一。三国时期曹植(公元192年-232年)所著《洛神赋》中描述的“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的景象，为东晋时期(公元317年-420年)著名画家顾恺之(公元348年-409年)所绘，画中的文鳐鱼已是龙首(图 6)^[16]。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摩竭纹^[13]。由于佛教盛行，古中国的佛教建筑上也常能见到摩竭。被认为是北齐(公元550-577年)时期的摩竭雕像形象与佛经描述的非常相似^[17]。至北周(公元557年-581年)时期, 莫高窟296窟西龛上也绘有摩竭^[18]，其形象与顾恺之所绘较为相似，已是龙首、鱼身和鱼尾。长而卷曲的鼻子已彻底不见，摩竭纹明显被汉化。

Figure  6.  A copy from the "Nymph of the Luo River" volume attributed to Gu Kaizhi, in Song Dynasty (960-1279 A.D.), placed in Palace Museu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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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隋唐时期(公元581年-790年)大致演化出两类摩竭纹：一类是龙首鱼身也称鱼龙纹，另一类是龙首鱼身、加翅膀或其它生物。此展中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门窑藏出土的摩竭纹金花银盘被认为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的文物(图 7)。其用捶楪工艺将所需轮廓突显出来，再用錾刻工艺雕刻细节，是非常典型的龙首鱼身摩竭纹。西安何家村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唐代摩竭纹金杯上，錾刻的则是带翅膀的龙首鱼身摩竭(图 8)。两件文物中除了龙首外还有中国文化中标志性的龙戏珠(火珠)纹样。大唐初期疆土和文化体系极为庞大，极具开放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契丹族开始接受并把摩竭与各种工艺结合。

Figure  7.  Repoussé and chased gilded silver bowls with Makara and flower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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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 gold cup with Makara pattern from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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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摩竭纹在辽代契丹的“变”

基于对此次展出文物的艺术元素种类的研究可以看出，契丹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纹饰中包含了中原汉人文化里的龙凤、道教文化中的朱雀、元始天尊等，还有佛教文化中的迦陵频伽和摩竭等元素。其中前文曾提到辽代墓中出土了唐代摩竭纹金花银盘，是由于唐代疆土在其后分成北宋与辽(图 9和图 10)^[20]，此摩竭纹为契丹人自唐朝继承而来。但辽代出土的具有摩竭纹相关文物数量之多不得不让人深思。契丹人将摩竭纹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瓷器(图 11)、陶器(图 12)、金银器皿以及黄金耳饰上均有摩竭纹的存在。

Figure  9.  Map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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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Map of Liao to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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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A Liao Dynasty Makara-shaped lifting handle teapot of Dingyao unearthed from Wulantao Haisumu, Balin Right Banner, Chifeng,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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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Liao Dynasty Tri-colour Makara-shaped glazed pottery from Fanzhangzi Village, Yushu Forest Township, Ningcheng Coun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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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在辽代中晚期契丹人墓葬的壁画中，耳饰的佩戴已比较普遍，不论男女基本都佩有耳饰，且男性居多^[21]。对比多个辽代墓出土的摩竭形耳坠，可以看出摩竭纹在契丹的融合及演变，以及契丹族工艺手法的多样性。有的耳饰直接将摩竭造型抽象化，把两个U形金片焊在一起(图 13)^[22]。有的则是捶楪錾刻后再焊接，龙首、鱼鳍、鱼鳞和戏珠都被完整的刻画出来，造型虽简洁但十分灵动(图 14)^[23]。值得注意的是，到辽代摩竭纹中的戏珠由“火珠”演变成了花苞形式。图 15^[24]所示耳坠中的龙首、鱼鳞、鱼背鳍和似羽翼似鱼鳍的两侧，还有花苞形的龙珠都用金属工艺细致入微地錾刻出来。图 16中的摩竭形金耳坠，是捶楪金片后焊接而成，整体造型立体感极强，两侧似双翼似鱼鳍并錾刻有云纹和细密曲线(图 16)。从这几件文物可以看出，辽代摩竭纹风格变化之丰富已并非单纯继承就可以达到。

Figure  13.  Goldens earring in form of Makara,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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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Pair of Makara earrings,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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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Golden earrings in form of Makara,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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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Liao Dynasty Makara-shaped gold earring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Horqin Left Back Banner of Turki Mountain,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Photo by Han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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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25]曾提出：“若辽代摩竭是完全袭自唐代，那么在汉人集中的辽南京(现北京市郊)和西京(现山西大同)地区，应该是出土摩竭物较多的地区，何以事实恰恰相反，偏是上京(今赤峰)和东京(今通辽)地区偏多。”结合契丹人独特的渔猎文化可以推测，“鱼”形元素在契丹人的生活中占有着重要位置，而摩竭纹则是他们对生活习俗神话化的一种媒介。通过对摩竭纹饰的演变研究可以看出，契丹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地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而是在使用的同时不断融合创造。他们对摩竭元素的喜爱是对渔猎文化精神享受的具象化。辽代契丹文化中的摩竭纹不仅仅只是一种继承的符号，更是契丹文明不断融合与发展的一种体现。

5.   大卫之星纹样在辽代契丹的“不变”

如果说摩竭纹体现了辽代契丹文化对唐朝文化的继承、对北宋汉人文化的融合以及对自身渔猎文化的发扬，那么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阿拉伯文錾花铜盆” (图 17, 图 18)中的大卫之星纹样则显示出契丹人强大的交流能力与文化包容性。大卫之星(六角星)的确切起源虽然还悬而未决，但毫无疑问它是犹太教最具代表性的宗教符号。已知最早的大卫之星纹样(公元3世纪)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区塔兰托城市的一个犹太墓碑上。到后来大卫之星纹样一直不断出现在犹太教的宗教建筑和宗教用品上，以及拜占庭(公元395年-1453年)、中世纪(公元476年-1453年)的教堂上。公元1008年最古老的完整手抄本希伯来圣经中就出现过大卫之星纹样(图 19)。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萨珊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时间为公元224年-651年)和大唐处于同一时期。萨珊王朝(今伊朗、阿富汗等国)与拜占庭帝国(今意大利、埃及、叙利亚等国)共存了400多年。陈列于西安碑林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所描述的故事则是三大帝国交流往来强有力的证据。碑文中既包含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也包含着罗马和波斯文明的内涵；既有叙利亚文字，又有希腊的纪年；既有佛教用语，又有基督教思想^[28]。辽代“阿拉伯文錾花铜盆”与现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阿富汗錾刻大卫之星铜碗(图 20，公元12世纪)，说明大卫之星的确切起源虽未知，但它在东罗马、波斯、古中国的文化流动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可以推测，笔者所见“阿拉伯文錾花铜盆”可能是在唐代或之前由波斯地区流入契丹。此外，本次“契丹印象”展中具有标识性的琥珀璎珞，制作材料来自西方的“琥珀之路”，纹样和造型却承自佛教文化，同样是契丹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写照。

Figure  17.  Detail of a bronze vessel with Arabic-character engravings on the inner rim and the Star of David at inner bottom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Princess of state Chen in Naiman Banner,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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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Top and front views of the Liao Dynasty bronze vessel with Arabic characters and the Star of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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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The manuscript of the Hebrew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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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The bronze bowl chased with the Star of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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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辽代是古中国草原文化金属工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阶段金属工艺品出土量大、纹饰种类丰富、文化交流频繁。契丹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形成游牧、渔猎和农耕交替的季节性游牧民族。游牧造就了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农耕使他们有机会积累经济，提升技术水平。而他们对工艺、纹样的喜好都直接反映在出土的文物之中。起源于印度神话的摩竭纹样，在不晚于三国时期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其形象与中国文化融合，逐渐演变成龙首鱼身。隋唐时期摩竭纹样进一步演化，增添了龙珠和翅膀。及至辽代，摩竭纹工艺品种类、数量，还有文化的融合程度发展到空前水平。而大卫之星纹样从起源到流入契丹则展示出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契丹族的包容。

辽代契丹人生活在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地位的地理环境和文明时代当中，是中华民族漫长繁衍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统治北方广袤富饶草原的两百多年中，契丹人前承袭强盛大唐，后与繁荣北宋并肩，在保持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多方位地与佛教文化、汉人习俗、西域波斯文化乃至北部欧陆文明交流、融合，对外来文化展现出极高的包容性。尼采^[30]曾说：“他们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活生生的文化。唯有他们走得如此之远，原因在于他们懂得在其他民族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今人无法回到过去，但通过研究金属工艺纹饰的“变与不变”，足以感受大辽帝国开放包容的草原文明，以及辽帝国在中外文化交流、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