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Archaeological Cleaning and Restoration of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from Erlitou Sit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于2002年初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实施常规勘探与发掘过程中，于该处发现一座二里头二期的贵族墓葬，编号为2002V M3。该墓葬开口层处于路土之下，墓口长约220 cm、宽约110 cm、深度50~60 cm。考古工作队现场对墓葬进行了简单的清理程序，并在墓葬中部上方回填土体之不同区域及层面发现了若干散落的绿松石片，其外观形制和厚度大部分接近。鉴于发掘现场的环境和条件，考古工作队立即将这部分墓葬整体箱体包装，运至室内清理。

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时，夏商时期墓葬也有出土绿松石镶嵌之饰物，但大多型体较小、饰片数量较少，很少有完整成型的器物；或由于墓葬内填土塌陷时间不一致，导致饰物或饰片呈散落状态，无法识别其原有的真实形状。而此次贵族墓葬(2002V M3)发掘清理后的绿松石镶嵌饰物是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全长70.0 cm、头部宽15.0 cm、身形宽4.0 cm，且中部还有一玉舌的铜铃；同时还出土了一副较完整的人骨遗骸及若干陶器残片，在头骨下方右侧清理出海贝80余枚，推测其是一件由多条线绳穿缀为整体的装饰物品。

1.   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过程

2002年下半年，工作人员开启箱体并清除了覆盖于遗存表层的包装物品和回填土体，若干绿松石饰片散落分布在人骨遗骸的胸部和腰间。从保存的现象发现，数量众多的绿松石饰片如此集中，说明下方应有成型的物体。依据墓葬清理的操作规程，立即开展信息资料采集工作，如拍摄现场照片和绘制平面图等；对散落的绿松石饰片进行编号并文字记录特征，以便后期制定稳妥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操作程序；最后将散落的绿松石饰片逐一取出，存放于易于识别的透明资料袋内。

清理工具多为精致灵巧的小工具，如小型金属刀、竹木签和小毛刷等，采取由上而下、逐层拨离的清理方法，随时关注任何有考古价值的资讯信息。每次清理操作前都需要喷洒少许去离子水，使较为坚硬的土体表层充分湿润，逐渐恢复至松软的原始状态，每次清理土体的厚度控制在0.5 cm。填土中会出现零散状的小块红色漆皮，部分破碎的陶片以及小颗粒木炭，陶片的形状普遍较小，较难识别是属于哪种器类器型。

在清理的过程中，这件器型中部铜铃的附近发现了成组且排列有序的绿松石饰片，沿着这一排列逐步向一端实施操作，直至龙形饰物的尾部。这一侧的饰物型体基本保持完整，虽有几处出现残缺、散乱，但整体上龙形的轮廓清晰可辩。由于该区域的绿松石饰片多数过于窄小，每个饰片的长度仅为0.3~0.4 cm，厚度不足0.1 cm，需要一边清理、一边临时固定，防止松动或者移位，为下一步的清理工作提供操作基础和便利条件。

龙形饰物中部至头部区域内的饰物形状和纹饰内容更加复杂，原始状况凸显出来。为了保持不同饰片的原始位置、角度及其相互之间的连接关系，采用小号毛笔蘸取水剂反复对其进行适度洗刷，使粘附于饰片表面的泥土逐渐脱离，饰片及其关联区域纹饰的表面洁净和轮廓清晰可辨。清理下来的土体按照不同区域、不同层面分别编号保存，以备后用。

龙形饰物的头部大体上呈方形，为一饕餮纹面饰，眉、眼、耳、鼻等均用绿松石饰片加工成一定规模的玉块排列成形，其中一侧有塌陷变形现象，导致多数饰片的角度和位置发生变化。为保证考古遗迹现象的原始完整状态，即便是饰片已经移位呈相互叠压或散落状态，也需要保持其现有状态，客观地反映了其出土的本来面貌。在整个实施清剔过程中，随着每一步骤的相继开展，所发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都需要详细的文字记录、影像拍摄和实图绘制，保证收集资料的完备和准确。

2.   绿松石龙形器的器型结构及保护性处置

2.1   器型结构

本文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遗骸(除头骨和较大形肢骨外，其余皆已腐朽，难于辨认)上，于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龙形器的龙头在胸前偏右，尾部于腿骨之左(图 1)。该龙形器由2 000余块绿松石饰片组合，每个饰片的大小略有差异，但厚度基本相当；每个饰片经过了精密加工，形状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弧边几何形等，正反两面均十分平整光润。饰片正面的面积较反面的略大，从侧面观察呈上宽下窄，似梯形；每个饰片排列有序、精准布局，使龙形器之面部饰片与饰片之间的连接过渡和转折角度恰到好处，缝隙缜密美观；饰片原本是粘贴或者镶嵌在某种材料上，但该材料已经腐朽，仅在局部发现有少量的白色灰痕。总体上，绿松石龙形器的整体结构基本保存完好，图案较清晰。

Figure  1.  Unearthed condition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from Erlitou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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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龙形器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龙头置于由绿松石饰片镶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饰片拼合出具有层次的图案，多数还有由龙头伸出的卷曲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托座外缘立面粘嵌有上下并行两排的绿松石饰片；龙头较托座微微隆起，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体青、白玉柱组成额面和鼻梁，蒜头状绿松石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和线条富于动感。眼眶内另有镶嵌的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在半圆体玉柱的底部发现有白色和黄色附着物，可能是粘接剂。

绿松石龙形器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有稍微隆起的脊线，左右两侧由里到边略微向下倾斜，外缘边线立面粘嵌着一排绿松石饰片。由饰片组成的菱形纹饰象征着龙的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由颈部到尾部约有12个单元。稍大一组的菱形纹单元由10排饰片组成，每排由宽窄相同、长短不一的6~8块饰片连接组成，中间隆起的缝线两侧皆有三角形或几何形饰片拼合，使得图案型制规律整齐，拼合缝线过渡合理。两侧均由平行的6排饰片组成，在另一个菱形纹饰图案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其边线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立置的绿松石片。龙身接近尾部时渐渐变为圆弧隆起，龙之尾尖向内曲蜷。整体甚为逼真，跃然而生。距绿松石龙尾下端近4 cm处清理出一件绿松石条形饰，全长14.5 cm，宽2.1 cm，上部由一排横向长方形饰片和一排纵向长方形饰片平行嵌合而成，下部则为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该条形饰与龙形器近于垂直，二者之间似有断断续续的红色漆痕相连，推测它们所依附的材料应为一体。

2.2   保护性处置

龙形器中的绿松石饰片可能粘接或镶嵌于某一物体上，但因承托支撑物体腐朽，无法找寻其原本的真实形貌，可谓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此次清理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虽然有少量饰片散乱移位，但总体外观形貌比较完整。根据形态、轮廓以及易于展示等因素综合考虑，绿松石龙形器被套入一个长110 cm、宽50 cm、高25 cm的木箱中，既能有效地保护其免受灰尘和有害气体的侵蚀，又能最大限度地让学者与观众近距离观察其结构和细部特征(图 2)。

Figure  2.  Packaging and display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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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二里头时期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到目前为止还是首次发现，其体量之大、制作之精、用工之巨，均是十分罕见的中国早期绿松石饰件，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考古学术价值。

3.   绿松石龙形器的科学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龙形器饰片和承托体的材质，笔者采集了不同部位的饰片及其背后粘接物和下方土体之若干组份样品，对其进行检测与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及能谱测试结果显示，龙形器饰片均为绿松石(图 3)。

Figure  3.  SEM and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the main materials of the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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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龙形器到底依附或粘嵌在什么物体之上，木质？皮质？还是丝麻织品等？在刚发掘出土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进行过检测，未能获得结果。随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在不妨碍龙形器整体型制的前提下，从龙形器不同部位且紧贴于饰片下方土体中取出适量样品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图 4)，发现可能为粘土矿物，推测该龙形器的支撑物已经完全腐朽，并与下方土体完全混合，很难分辨具体材质。同时，采用X射线检测了龙形器下方土体未发现其他大面积绿松石和金属器物(图 5)。

Figure  4.  SEM and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the surface of the inlaid turquoise piece of the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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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X-ray detection of soil under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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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目前还不能对绿松石饰片下方的土体支撑部分及周边区域实施加固处理，防止保护试剂会改变其原本材料的性质。仅选用了渗透力不强的合成树脂对饰片间的缝隙进行适度粘接固定，主要目的是不改变龙形器下方泥土的原始结构状况(为此后使用其他方法检测以及合理复原创造条件)，保持现有饰片不易松动，维持器物现有的基本形态。

4.   绿松石龙形器的工艺再认识

在此次等同材质复制和原件保护项目中，基于对绿松石龙形器的细致观察和实际复制操作，对本体进行了精密测量和拼对复制，掌握了其工艺特征。

从绿松石饰片的拼接方式来看，整个龙身的中间部位有一条明显且流畅规整的凸起脊线，位置最高，其两侧饰片则呈斜坡状向下排列，类似中国古建的屋顶形状(图 6)。在实施绘制线图、测量和拼对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和多个层面对部分脱落的饰片进行精准测量，获取准确数据。测量结果发现，绿松石饰片存在形制和规格不一的情况，即每个饰片剖面呈一个表面大、底部小的等腰梯形，该结构使得饰片底面和四周的侧面可以很好地附上胶液，有助于增加器身的牢固程度，还能让饰片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规律顺畅，拼缀出凸起脊线(图 7)，甚至在尾部尖端仍能清楚地看到脊线。龙形器的尾部线条流畅，逐渐收窄，自然过渡，末端卷曲回旋，平面近似圆形，其尾部卷曲也是依靠饰片切割成弧线并与相应纹饰衔接而形成，卷曲盘绕的尾部为龙形器整体姿态增加了跳跃的动感。总体上，龙形器整体设计精巧，拼缀方式构思巧妙，饰片加工也体现了当时的高端的设计和工艺水平。

Figure  6.  Detail of the head (a), body (b), tail parts and strip ornaments(c)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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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ridge line composed by turquoise orn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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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松石龙形器复制件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采用常规制图方法建立正投影网格，对本文绿松石龙形器按照现状进行电子绘图并逐一编号。经编号(表 1和图 8)统计，绿松石饰片共有2 030片，其中, 头部766片，2个眼睛和4个鼻梁的圆雕饰件，计772片(件)；龙身1 131片，尾部下端长方形条带127片，共计1 258片。不同部位的绿松石饰片记作：头部为“T”，龙身为“S”，尾部为“W”，主要为后期详细测量和拼合服务，力求能够合理且精准表现饰片的排列规律。每个饰片采用微米精度的游标卡尺进行精准测量，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Table  1.  Number of various types of turquoise ornaments /片

部位	长方形	直角梯形	直角三角形	等腰梯形	复杂图形	总计
头部	558	80	14	0	114	772
身体	724	279	88	10	30	1 131
尾部	61	6	3	0	57	127
总计	1 343	365	105	10	201	2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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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line diagrams of the head (a), body and tail parts (b)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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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饰片可分为两大类(表 1)：一类是平面形状比较规律的几何图形，有长方形、直角梯形、直角三角形和等腰梯形，用Excel表格按照图形分类统计数据；另一类是复杂图形，主要分布在头部的眼睛周围、龙身的末端和尾部的长方形条带。对于这类饰片需要精确绘图、测量和标识，同时制作了1∶1的图纸，方便后期加工环节比对参照(图 9和图 10)。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complex graphic pieces of the turquoise ornament in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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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Nose part illustration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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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器物原始出土形态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替代性，其对于考古现象梳理与深入研究极其重要，因此不能随意翻动拿取，仅测量了散乱的饰片厚度，以此来推算邻近区域饰片的厚度。龙形器的头部和身体均有侧立的饰片构成的边框，这一部分饰片也可以精确测量(图 10)。龙形器鼻梁和眼睛均为立体圆雕的绿松石和玉质材料，其外观形制的精确数据决定了器物复制项目的成功与否。因此，测量数据尺寸、绘制清晰图表、文字描述记录、不同角度拍摄，是做好复制项目工作的前提要求。

6.   绿松石龙形器复制件的矿料选取

龙形器复制件采用了与其原件材质相近或相似的绿松石矿料。绿松石是一种天然矿物材料，材质、色别等主要受品质和产地的影响存在诸多差异。目前，中国产出绿松石原矿地主要有新疆、青海、安徽、陕西南部及湖北十堰市等。安徽绿松石矿杂质较多，材质和品质相对较差，与原件存在较大差距；新疆、青海绿松石矿的产量较少，体量规格偏小，无法满足复制件所需要的数量及大小。另外，该矿料大多带有黑线，不符合龙形器中绿松石饰片的结构特征；陕西绿松石矿是湖北西北部绿松石矿带的延伸，颜色有天蓝色、浅蓝色、黄绿色、黄色等，但其蓝色未能达到要求。综上，上述地区的绿松石矿料特征与龙形器绿松石饰片有较大出入。

经过查阅资料、咨询调研、实地考察发现，湖北省十堰市溢水镇洞子沟的绿松石矿(图 11)与绿松石饰片原件的结构和颜色特征均相似，杂质较少、形体较大且数量可观，可作为龙形器复制件的备选材料(图 12)。

Figure  11.  The turquoise mine site in Dongzigou, Yishui town, Shiyan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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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Alternative stones for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re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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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松石龙形器的复制程序

尽管绿松石龙形器仍保留了较完整的型体状态，但本身还存在的若干问题，如具体部位的纹饰图形、总体纹饰与局部纹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尾部与底端条状纹饰如何联系等，这都还需要进一步阐释。一定数量的绿松石饰片受到外界多方面的影响，或移动挪位、改变了方位角度，或散落别处，仅观察现有形态，只能大致了解和认识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考古出土遗存，对关键部位的纹饰特征还难以做出准确地判断。依据考古出土类似遗存的相关操作程序，不能随意假设或者改变现有的原始状态，故复原复制过程就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 首先，根据龙形器原件的具体规格和饰片的排列顺序，将不同层位和角度之饰片数量，同型和异型饰片的连接方式等信息均绘制于与实物同等大小的复原图纸上，真实反映每组每个饰片的形状特征；参考不同区域饰片的排列形式、纹饰构图特点以及前后位置的衔接关系，将原本散乱、残缺的空白部分在图纸上予以适宜、合理填充。复原图是龙形器复制项目中最重要的程序之一。

参考龙形器原件不同部位的出土状况，按照复原图及表上所标注的测量数据，使用制玉设备对选定的绿松石材料进行加工，使其达到与原件饰片的外观一致且规格相同，并对每个复制件按照图表位置分门别类、编号和保存，以备后期拼接组合之用。

(2) 其次，根据龙形器具体的尺寸，制作一个与其相同的支托板，在支托板表层上采用三维图像技术勾勒出原件底部形状的支撑架构，如龙头部分的中间比两侧区域高出相应层位；鼻翼附近小范围内塑造出弧线；龙身部分似流水状型体、中间随型体走向隆起一条脊线等起伏变化，与原件形态完全一致(图 13)。

Figure  13.  Bottom support structure of the re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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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后，2 000余枚不同规格及形状的绿松石饰片和玉质饰件复制件加工完成后，按照不同区域的排列顺序放置于恰当位置，前期选择局部区域模拟排列，并随时对支撑体进行合理修饰。此后实施不同部位饰片的粘接固定操作程序。环氧树脂为连接饰片/饰件与支撑体的粘合剂，使用适宜工具(竹签等)挑起适量胶液涂抹于饰片背侧之中间部位，并快速将目标置于准确位置上予以固定(图 14)，同时避免胶液外溢。

Figure  14.  Bonding and fixation of the re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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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后是龙形器原件与复制件之间的色差调整。龙形器原件中的若干绿松石饰片基本属于同一色别，或相似、或存在微弱差异。为了使复制件的色别更接近于原件的，以达到或接近原件饰物的外观效果，故使用丙烯颜料调制出相应的颜色对复制件的绿松石饰片进行补绘。基于绿松石亲水亲油多孔的特征，在粘接前对部分色差较大、较浅的绿松石进行了矿物油浸泡处理，使其颜色加深。对于个别饰片浸泡处理后颜色仍未满足要求的，在全部饰片拼对完成后，再对其反复涂抹矿物油，实施多次覆盖，直至颜色接近原件色别。经过上述调整程序，矿物油缓慢渗透至绿松石饰片内部，既可增强其光亮度，又能对其起到长期有效保护作用(图 15)。

Figure  15.  Display of the turquoise-inlaid dragon-shaped artifact re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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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绿松石龙形器饰物的清理处置, 该饰物的型体架构和纹饰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于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之墓葬出土如此规模的饰物到目前为止尚属首次。这一时期的绿松石镶嵌饰物出土数量虽然并不罕见，但多数均有金属背衬支撑体，较为小巧。在龙形器饰物复原复制的过程中，通过参考和借鉴饰件排列与纹饰组合等细部特点，奠定了复原复制项目的基本合理性。但是，纹饰如何定型和组合环节还存在着部分不确定因素，具体讲，龙首两侧边缘的纹饰和底端的条形状纹饰，这两个组别纹饰的原始状况最终如何表现、是否准确反映了原本纹饰的固有特征，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探究。

8.   讨论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的外观形制已经基本确定，但也存在若干需要探讨的问题，如绿松石饰片制作工艺？饰片底端支撑物材质？以下是在二里头举办的专体研讨会上各位学者关于绿松石龙形器的讨论与分析。

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器，围垣作坊区出土了数千件绿松石原料，说明二里头先民拥有稳定的绿松石来源。在考察鄂、豫、陕绿松石矿的北矿带和南矿带的基础上，对出土绿松石样品和采集样品进行了Cu同位素组成、稀土元素配分、显微结构、化学成分及物相等分析。测试结果初步确定北矿带的云盖寺矿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源之一。绿松石作为古玉的一种，在二里头遗址中大量出土，从气势恢宏的绿松石龙形器到小巧玲珑的绿松石管、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张登毅利用色差分析、拉曼光谱、XRF、LA-ICP-AES、TIMS等测试方法对来源于先秦下靳墓地、陶寺、二里头、盘龙城、殷墟、驻马店闰楼、随州叶家山、定襄中霍等遗址的128件绿松石样品进行对比测试。结果发现，偃师二里头绿松石制品矿源大部分指向陕西洛南辣子崖古绿松石矿，矿料在矿源处初加工后水运沿洛河到达二里头宫殿区。商代早期盘龙城遗址、商代晚期殷墟、闰楼遗址及西周早期叶家山墓地出土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均较复杂。春秋晚期的定襄中霍绿松石制品至少有3处不同的矿源，其中2处矿源大致指向竹山喇嘛洞和洛南辣子崖地区。

方向明认为，在二里头夏文化之前，良渚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在包括绿松石的镶嵌工艺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很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器的主要源头。镶嵌和黏贴，其实是两种表现手段，镶嵌需要挖一个小嵌窝，黏贴就是直接把玉片、绿松石片粘上去，早在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中就有高超的黏合技术。镶嵌片的周缘常保存粗糙面，黏贴片的周缘与正面浑然一体，抛光精美。关于绿松石片的黏贴工艺在陶寺、齐家文化等时期都很成熟，在考虑二里头绿松石器工艺时，东部和西部的影响都需要考虑。黏贴、镶嵌工艺是不同于一般玉器减地浅浮雕工艺的特殊表达，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达到与马赛克相似的效果。最后，作为复合形式的镶嵌件，背后反映的观念形态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绿松石镶嵌件的资源、技术和涉及时空的传承等问题，值得关注。

杨明星认为，参照国家标准《绿松石分级》对二里头出土绿松石质量等级进行初步分析，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的颜色范围相对集中，色相、饱和度、明度和均匀性指标较好，表面洁净度值多为极洁净。这表明龙形器绿松石片的颜色、表面洁净度等经过严格精挑细选，与绿松石分级数据库资料相比，其挑选淘汰率可能超过95%。此外，不同器物上所用绿松石质量有明显差别，龙形器所选绿松石质量最好，铜牌饰所选绿松石次之，项链类绿松石再次之。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可能源于鄂豫陕矿区的多个矿点，对二里头各期出土绿松石进行详细的矿源研究，可以实证当时的绿松石矿源被控制，各矿点开采绿松比例，也可利用含矿地层分布特征进行古矿点调查。

赵海涛认为，绿松石是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就对嵌片类绿松石器制作的研究来说，需要研究其原料来源、制作地点、制作时代、工匠身份、制作工具、制作工艺等问题。关于绿松石矿料来源，主要考察了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绿松石矿区，是二里头先民所使用的绿松石矿源之一。利用这一绿松石产地判别模型测试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废料的产源，结果显示洛南河口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应是二里头出土绿松石的原料产地之一。二里头都邑内的绿松石加工活动和产品主要是从第一期延续至第四期，一期以管、珠为主，二期有龙形器、管、珠、铜牌饰，四期有铜牌饰和较多管、珠。第二期的加工水平已经非常高超，到第四期已能制作镂空型嵌绿松石铜牌饰。

王青谈到，已有学者认为龙形器在祭祀活动中应佩戴于器物主人手臂上，或是旗襢上的徽章。但出土于山西晋侯墓地的一件晚商玉立人更有启发性，这件玉立人造型十分特殊，在腰间圆雕出一只长身龙斜向伸出，不仅工艺复杂而且极易损坏，应是模仿实际使用场景雕刻。由此推测，二里头龙形器也很可能是在腰间佩戴，墓主人生前作为祭司，在祭祀时将龙形器系于腰间作法，以召唤龙神并与之沟通。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都与铜铃伴出，表明是一组固定的通神法器组合。参考云南石寨山等地出土的西汉“持铃巫舞”铜扣饰，二里头的铜铃也应是手持，作法通神时可摇铃发出声音，“乐以娱神”，召唤神灵并与之沟通。总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器是反映早期中国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神灵考古研究的重要遗存。

张昌平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流行已久的绿松石，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以粘连的方式与青铜器结合，迅速成为绿松石装饰的主流方式，并代表了高等级的社会身份。绿松石与青铜器结合的复合材质装饰，在装饰技术和构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式。装饰技术上，一种是将绿松石粘连在青铜器表面，这需要将部分绿松石片制作成不同的形状，来塑出装饰图案。

王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绿松石装饰技术的巅峰，龙形器、铜牌饰、管/珠为代表的绿松石制品与颇具规模的绿松石作坊，无不显示着绿松石在社会文化层面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商代以来，绿松石制品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代表绿松石镶嵌工艺水平的龙形器得到延续外，在玉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愈发流行，绿松石制的人或动物雕像及绿松石饰品也在盘龙城、殷墟、新干大洋洲、前掌大等遗址有所发现，在类型学角度上同二里头铜牌饰有着明显的演变传承关系。

秦小丽认为，绿松石镶嵌技术可分为：单片绿松石镶嵌、多片不规整绿松石镶嵌以及规整的多片绿松石镶嵌。绿松石镶嵌技术包含三个要素：原件、嵌体、粘着剂。在粘合方式上，天然树脂和漆液、天然沥青、动物皮或动物胶以及不使用粘着剂直接嵌入都是可能存在的情况。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二里头遗址中多发现有海贝作为装饰品，在绿松石镶嵌礼仪装饰品中，海贝常作为其色彩搭配上的点缀。二者之间的共存关系比较密切。二里头所反映出的绿松石镶嵌技术与青铜器制作工艺密切相关，是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绿松石镶嵌无可比拟的，从不规整多片镶嵌到规整的多片镶嵌正是这一高超技术的反映。

邓聪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制作技术有待深入剖析，包括嵌片楔状斜边、多样几何形、标准化及微型拼合等工艺的诞生，二里头王权代表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攀登着中国绿松石工艺史的顶峰。例如二里头绿松石嵌片中，其边长最小的仅有1.0 mm大小，与一粒小米相约，却具备完整的楔型结构和光滑研磨的表面。而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加工工艺以打制、研磨等以石器加工技术为主，加工工具主要依靠简单的石锤和砺石。通过实验考古，约40分钟就可将一件绿松石片状素材，改制成一长方型嵌片，由此推算，M3绿松石龙形器两千余片嵌片的制作，至少需要1 4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经由复杂工艺加工而成的细小嵌片，最终组合成气势恢宏约70 cm长度的绿松石制品龙型器“超级国宝”，展现二里头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