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绿在埃及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虽然我国关于祖母绿宝石的历史记载较少，但这种宝石在我国古代依旧留下了它的身影。明朝之后，我国的出土文物中便一直有祖母绿，无论是明代梁庄王墓镶有大量祖母绿的饰品，还是清代慈禧太后镶嵌两颗各重25克祖母绿的锦褥，都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王公贵族对祖母绿青睐有加。

资料^[1]显示，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现了第一个宝石级祖母绿矿床，在此之前并没有关于我国祖母绿矿开发利用的记录，目前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古代彩色宝石与贸易交流有关，极可能从对外交流而来，祖母绿也随其他宝石一同进入中国。祖母绿作为现今五大名贵宝石之一，在明代以前的考古出土实物中都无发现，比红蓝宝石、青金石、石榴石等宝石更晚进入中国。对于祖母绿在中国古代何时出现、如何运用、是否有特殊意义等问题，现今学术界并没有系统的讨论。由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梳理了中外贵重材料的交流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彩色宝石材料的使用情况，结合出土实物和古籍线索，探讨祖母绿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名称演化，并以明代出土祖母绿为例，讨论其使用方式及来源等问题，进一步探索祖母绿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社会的文化内涵。

1.   中外贵重材料的交流互动

1.1   青铜器与蜻蜓眼的交流

中外文化互动交流频繁，而贵重材料的交流互动也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发现了中国年代最早的铜制品——临潼姜家寨遗址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2]，除此之外，铜制品也在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等文化遗存中零星出现。直至夏商时期中国青铜器开始集中出现，相当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中晚期，而中国西北地区四坝文化出土的权杖头和有銎矛等器物在西方青铜系统和欧亚草原系统中都是典型的代表^[3]。我们可以从这些青铜器的出现窥见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与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物质文化交流。

春秋战国时期，来自西亚地区工艺与艺术的蜻蜓眼深受当时王公贵族们的喜爱，是最早传入我国的玻璃器之一，蜻蜓眼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本土玻璃的发展，古代工匠利用本地原料进行仿制和创新，创造出了器型、质地多样且更为精美的蜻蜓眼珠品种^[4]。

1.2   彩色宝石材料的传入

中国古代彩色宝石真正使用的第一次高峰出现在汉魏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接中亚、西亚的北方丝绸之路，打通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要道，大量属于中西亚艺术的彩色宝石开始渗透进中国传统玉石文化之中，绿柱石(海蓝宝石和无色绿柱石)^[5]、紫色石榴石^[6]、青金石、珊瑚、玛瑙、琥珀、珍珠、水晶、砗磲、碧玺等宝石被广泛发现于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遗迹中^[7]。同时，汉魏至南北朝的史书也多有关于西方彩色宝石的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有珠玑、珊瑚、虎珀和璧流离”^[8]；《北史》有言波斯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等物^[9]。尤其是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家崇尚“七宝”，《阿弥陀经》所说七宝为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和玛瑙，《般若经》则指佛教七宝为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砗磲、琥珀。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汉魏时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素圈金银戒指以及镶嵌有琥珀、玛瑙、珍珠等宝石的饰品^{[7, 10]}。

中国古代彩色宝石使用的第二次高峰出现在唐朝。随着唐太宗、唐高宗击败外敌、扩张征战，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不仅西北、西南丝绸之路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汉魏时期已经出现的彩色宝石外，唐代还出现了各种颜色的蓝宝石、红宝石以及长石族宝石。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发现了2块红宝石，7块蓝宝石，1块黄精，6块绿玉髓，其中黄精一直被误认为是托帕石^[11]，但卢轩等人对何家村窖藏的宝石进行系统成分检测，发现黄精的成分与蓝宝石一致，实际应为黄色蓝宝石^[12]。

中国古代彩色宝石使用的第三次高峰出现在元明时期。蒙元时期，忽必烈统一中国，四向远征，不仅使中国版图大大扩展，还使南宋时期日益衰落的丝绸之路再度兴盛起来，元大都也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以“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来记载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13]。元代对彩色宝石的需求非常大，根据元代史料记载，元代皇室贵族的服饰帽靴和很多生活用具都会镶嵌宝石。

元末明初，路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宗教、文化交流为目的，不再以商人为主导，从侧面反映了路上丝绸之路的没落，海上丝绸之路随之更加繁盛^[14]。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东非、红海，共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15]，打通了彩色宝石供应渠道，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极盛。根据彩色宝石出土情况及梳理资料发现，明代出土彩色宝石的数量很大，远远超过中国以前使用彩色宝石的数量，是中国使用彩色宝石的顶峰^[16]。其中，藩王陵梁庄王墓出土的镶嵌珠宝就有18种，数量超700颗，涵盖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石榴石、尖晶石、长石、珍珠、琥珀、玛瑙等等常见宝石品种^[17]。在前朝已有宝石品种的基础上，明代还发现了祖母绿和猫眼这两大名贵宝石，且不乏精品。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中西亚等地区的宝石仍以朝贡或贸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2.   祖母绿在中国的名称演化

祖母绿为外来宝石，其名称为外语的音译，但由于古代语言和文字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很多记载现在并尚不能明确。翻阅古籍文献中有关绿色宝石的记载，发现洛乌弗尔氏《东方绿松石考》推测“瑟瑟”可能为祖母绿^[18]，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将“瑟瑟”一词论述为音译的伊朗字词，极有可能为康国的语言^[19]。“瑟瑟”一词频繁出现在唐代史料中，为一种绿色系宝石，但具体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章鸿钊《石雅》对“瑟瑟”宝石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来自西域的瑟瑟与蓝宝石意思相似^[20]，谢弗则认为唐代相关文献中的“瑟瑟”一词描述与天青石一致^[20]。虽然学术界对“瑟瑟”看法不一，但结合目前公开报道的唐代及以前的出土墓葬中并未发现祖母绿的情况，从侧面反映出祖母绿在唐代还没有传入中国。

直到元代，中国似乎才真正看到祖母绿的身影。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21]中，“回回石头条”记载了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年)有回回巨商将宝石卖给官家，作者问其种类之名，对不同种类的宝石进行详细记述，其中“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助木剌，中等明绿色；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祖母绿通常与云母、长石、石英等矿物共生，陶宗仪所记同出一坑的三种绿石头应均为祖母绿，“助木剌”应为颜色明亮鲜艳的祖母绿，“助把避”应为颜色较深的祖母绿，而“撒卜泥”应为含有围岩的浅绿色祖母绿。明嘉靖间胡侍《墅谈》记载：“祖母绿即元人所谓助木剌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绿，其价极贵”也证明元代已有祖母绿，并以“助木剌”为名^[22]。

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带回来许多珍宝，其中也包括祖母绿，然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且郑和本身没有著述，今现存郑和下西洋三部基本文献，包括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是当时跟随下西洋的人所著。《瀛涯胜览》^[23]中记录了作者马欢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经历，经“忽鲁漠厮国”时他提到“此处各番宝物皆有，如红雅姑，青、黄雅姑，剌石，祖把碧，祖母喇，猫睛，金刚钻；……，皆有卖之”，其中，“祖母喇”又名祖母绿，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记作祖母绿，是阿拉伯语zmerud(一作zummulud)、波斯语zumurrud的对音^[24]。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也作祖母绿^[25]，并且本书中提到“此等皆西番产，其间气出。滇中井所无”亦是祖母绿等彩色宝石由中西亚等地区传入中国的证据之一。

3.   明代祖母绿的使用方式及来源探讨

3.1   明代祖母绿的使用方式

现今明代墓葬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彩色宝石，但大部分无法确认宝石具体品种，仅鲁荒王墓和梁庄王墓以及皇陵定陵出土的宝石经检测后可明确为祖母绿，且祖母绿均出现于帝王陵墓中，结合明代典籍中对于金、玉、珠、宝的使用规定，祖母绿作为“宝”中的一种，应是一种身份等级的象征。

鲁荒王墓中只在一条镶宝石金带饰中发现了祖母绿，带饰正中镶嵌了大粒蓝宝石，四周分嵌珍珠、红宝石、猫眼、祖母绿、绿松石、小蓝宝石等共计33颗宝石^[26](图 1)。

图  1  鲁荒王墓出土镶宝石金带饰^[27]

Figure  1.  The gold belts adorned with gemston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Luhua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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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王墓中也在金镶宝石革带和金累丝镶宝石革带的带銙中发现镶嵌的祖母绿，其中金镶宝石革带共有20件镶宝石扁体盒型带銙，用“碗镶”法镶嵌宝石，19件带銙都有祖母绿，与金绿宝石、蓝宝石、绿松石、东陵石等蓝绿色系宝石共同镶嵌，并未见任何红色系宝石(图 2a)。金累丝镶宝石革带有24件带銙，与金镶宝石带用蓝绿色系宝石镶嵌不同，该革带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东陵石、长石等多色系的宝石(图 2b)。除此之外，梁庄王墓中的金累丝镶宝石簪、金镶宝石镯和金镶宝石绦环(图 3)等首饰、臂饰、腰饰也镶嵌了祖母绿，这些饰品基本与红宝石和蓝宝石共同镶嵌^[28]。

图  2  梁庄王墓出土金镶宝石革带(a)和金累丝镶宝石革带(b)的部分带銙

Figure  2.  Some gold belt buckles with gemstones(a) and gold belt buckles made with gold filigree technique and gemstones(b)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Liangzhua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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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梁庄王墓出土金镶宝石绦环

Figure  3.  A gold and gem inlayed clasp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Liangzhua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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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陵定陵出土宝石是继梁庄王墓后一个反映明代后期彩色宝石使用的直接证据。根据《定陵》^[29]统计，出土首饰共248件，分别出自万历帝、孝端后和孝靖后棺内头部及其周围，其上镶嵌宝石近600颗，除镶嵌宝石外还有313颗零散宝石。仅对部分宝石做了检测，其中祖母绿数量较少，多用于带饰，如万历帝大碌带上缀连二十件嵌珠宝金饰件，饰件为金托，内用扁金制成缠枝花形，每一饰件中心镶祖母绿，四周嵌石榴石及珍珠，共计镶嵌20颗祖母绿，每一颗祖母绿的体积都较大，颜色鲜艳，价值极高(图 4)。还有万历帝云头形和长方形金带饰，均正面中心镶嵌祖母绿，周围以红蓝宝石、珍珠为衬，做工极细，造型多样，构图新颖。首饰镶嵌祖母绿较少，现仅发现1件金钗中间镶嵌祖母绿，上下嵌珍珠和红宝石。

图  4  定陵出土万历皇帝“大碌带”

(图片源自上海市闵行博物馆)

Figure  4.  The "Grand Clasp Belt" unearthed from the Dingling Tomb of Emperor Wanli

(Image source: Minhang Museum,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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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代梁庄王墓祖母绿的可能来源探讨

根据资料史实记载推测，元代时期祖母绿就已经进入中国，但是数量较少，而明代自郑和下西洋这一时间节点后，考古出土的彩色宝石(包括祖母绿)数量大大增加，结合《瀛涯胜览》等古籍中有关在沿海港口为朝廷购买各色宝石的记录，认为明代祖母绿大量进入中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梁庄王墓是个显著的例子，除帝王陵墓外，藩王墓也开始大量出现宝石，与明代之前的墓葬考古出土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在15世纪及以前，世界上祖母绿的产地主要为埃及、奥地利、巴基斯坦等^[30]。

对梁庄王墓中出土的未镶嵌的祖母绿开展了详细的宝石学检测，并对其可能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推测，发现该祖母绿在滤色镜下不变红，荧光反应惰性，样品内部含有大量多种形态的气液包裹体(图 5)，这些宝石学特征及包裹体特征和奥地利、巴基斯坦和埃及等产地相似^[30-32]。此外，样品中Na、Mg、Fe、Ti的质量分数较高(Na₂O 2.08%~2.30%，MgO 2.35%~2.74%，FeO 0.42%~0.51%)，而Cr(574×10^-6~1 652×10^-6)、V(60×10^-6~76×10^-6) 元素质量分数偏低，与埃及Sikait、奥地利Habactal的祖母绿相似(表 1)，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与埃及Sikait、奥地利Habactal祖母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32-34]。

前人观点普遍认为，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珠宝玉石是郑和下西洋时(1405-1433 A.D.)，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回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经过泰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曼、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其中沿途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均可产出祖母绿，在波斯湾附近也有繁华的贸易港口可以购买各地流转的宝石，所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宝石学测试分析，基于梁庄王墓祖母绿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带回来的前提，认为该祖母绿颇有可能来源于埃及或奥地利。

图  5  梁庄王墓未镶嵌祖母绿样品内含物图片：(a)垂直色带平行排列的细雨状包裹体；(b)针状气液两相包裹体；(c)平行排列的气液包裹体；(d)弯曲状气液包裹体；(e)黄色和黑色固体包裹体；(f)裂隙面中褐色和红色填充物

Figure  5.  The image of unmounted emerald specimens from the tomb of Liangzhuang King: (a) vertically arranged fine rain-like fluid inclusions; (b) needle-shaped gas-liquid two-phase inclusions; (c) parallel arranged gas-liquid inclusions; (d) curved gas-liquid inclusions; (e) yellow and black solid inclusions; (f) brown and red fillings in fissure surface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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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梁庄王墓祖母绿与巴基斯坦、奥地利、埃及和印度祖母绿特征化学元素含量对比^[36]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 chemical element contents between the emerald from the tomb of Liangzhuang King and the emerald from Pakistan, Austria, Egypt, and India

元素	梁庄王墓	巴基斯坦 Swat			奥地利 Habactal			埃及 Sikait			印度 Rajghar
Fe/%	0.47	1.33	1.29	1.30	0.38	0.44	0.46	0.34	0.41	0.53	0.52	0.56	0.51
Mg/%	2.53	2.24	2.26	2.28	2.29	2.56	2.47	2.39	2.46	2.39	2.43	2.17	1.88
Na/%	2.18	1.85	1.87	1.86	1.92	2.02	1.94	1.95	1.96	1.83	1.75	1.61	1.49
Cr/×10-6	1 498	7 191	6 541	6 173	654	866	1 316	4 164	3 577	1 696	1 827	1 612	1 648
V/×10-6	76	470	428	401	95	180	161	193	673	326	333	34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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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鲁荒王墓、梁庄王墓及皇陵定陵三个墓葬中祖母绿的使用方法反映了明代从早期到晚期彩色宝石的流行趋势及社会内涵。不难发现，明代早期祖母绿与其他彩色宝石并无不同，都作为一种舶来的珍贵宝石，用作贵族革带的装饰品，大颗粒宝石更为珍有；到了明代中期，金镶宝石革带更为普遍，并且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及搭配，在此基础之上首饰和臂饰也开始镶嵌宝石；明代后期红蓝宝石使用较多，祖母绿虽数量较少，但均镶嵌于饰品的中间，以其他宝石为衬，足见祖母绿在当时的珍贵，《博物要览》所记绿宝石三种，“第一西洋默德那国祖母绿宝石，石色深绿如鹦鹉羽，每颗重两许者，价至十余万换……”也证明祖母绿在当时及其稀少，且价值甚高，是其他宝石所不能比拟的，这也许是祖母绿受到珍视且仅在高等级王室墓葬出现的原因之一^[35]。

彩色宝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宝石是稀有且珍贵的物品，它们的颜色、光泽和稀有度都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对象，皇室和贵族成员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会在头冠、革带等装饰物上镶嵌大量的宝石，这些宝石的大小、品质和数量都成为了衡量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的象征往往与珍稀、昂贵的物品紧密相连，祖母绿因其稀有性和独特性，成为了帝王贵族们的宠儿，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5.   结语

本文以明代出土祖母绿为例，讨论了祖母绿在中国明代的流传使用，发现祖母绿在元明时期才传入中国，却在明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作为帝王、藩王等王公贵族的革带装饰宝石，祖母绿不仅是一件装饰品，更是当时社会财富与权力象征的体现；通过分析梁庄王墓出土的未镶嵌祖母绿宝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宝石学测试结果，认为明代梁庄王墓出土未镶嵌祖母绿颇有可能来源于埃及或奥地利，这为认识祖母绿的流通情况及其在中国的流传使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尽管我国关于祖母绿的记载十分稀少，但这些历史的碎片仍然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祖母绿独特的魅力。祖母绿在我国走过几百年的历史，岁月并未抹去它的光辉，反而在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不断迈向新的高峰。如今，虽然已有各种各样的宝石供人们选择，但祖母绿依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